“天理教”的种子，随着陈先生在明理堂的讲学，以及更多受训过的宋儒与归化学者（被称为“传谕使”）的奔走，开始在东瀛的土地上悄然播撒。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不立具体神像，不拜人格神明，其核心在于认知并践行那“真实无妄”的天地之理（天理），强调“诚”为天道之本，旨在为经历剧变的海东社会提供一个全新的、能与大宋主流价值观接轨的精神支柱与道德基础。
一、 布道与扎根：润物细无声
吴用对此教的推行煞费苦心，策略兼具自上而下的引导与自下而上的渗透：
1. 依附官学，体系化传播：“天理教”的教义宣讲与“明伦堂”的儒学教育紧密结合。传谕使往往身兼学官，在讲授汉字、经典的同时，阐释“理气诚”之道，使学子在知识体系中自然接受其世界观。
2. 改造祠祀，旧瓶装新酒：对于未被彻底摧毁、且供奉“和御魂”（平和神格）的本地神社，吴用采取了怀柔改造策略。传谕使会与愿意合作的原神官交涉，在保持神社建筑外观的基础上，内部进行“净化”。移除可能引发“荒御魂”（狂暴神格）联想的符箓、器物，正殿悬挂书写“天理”、“至诚”、“仁敬”等汉字的匾额，将祭祀对象解释为“天地生生之理”或“祖宗仁德之灵”，祭祀仪式则参照简化版的道教斋醮科仪，强调肃穆、敬畏而非狂迷。
3. 切入民生，强调“实”用：传谕使在乡间布道，极少空谈玄理，多从农时、医药、水利等实际问题入手。他们会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乃天理之序，顺之则五谷丰登，逆之则饥馑立至，岂不实哉？” 或言：“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家道乃和，此亦人伦天理，行之则家宁，悖之则室乱，岂不诚乎？” 将“天理”、“诚”与百姓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经验挂钩，使其显得平实可信。
4. 树立典范，恩威并施：对于率先接受并积极宣扬天理教的归化民，尤其是那些原本身份较高的“野人”或改造良好的“兽人”，官府会给予表彰，减免部分赋税，甚至授予基层管理职务（如保长、甲长）。反之，对于公然诋毁、阻挠传教者，则依律惩处，彰显“顺天理者昌”的姿态。
二、 收效与微光：坚冰初现裂痕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天理教的推行取得了一些可见的成效：
提供精神慰藉与新的认同：对于在社会剧变中感到迷茫、原有的神道信仰体系崩塌的许多平民而言，天理教那套基于“实理”、“诚道”的宏大而稳定的世界观，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它不像旧信仰那样强调血脉与地域的神秘联系，而是诉诸普世的“理”与“性”，使得那些愿意融入新秩序的归化民找到了某种超越族群隔阂的、更高的认同依据。
辅助道德秩序重建：天理教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条目，与法律禁令相辅相成，从内心层面引导人们向善、守序。一些地区，民间纠纷开始有乡老依据“天理人情”进行调解，社会风气在某些层面有所改善。
削弱旧信仰基础：通过对神社的改造和教义的渗透，天理教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旧神道的社会基础。尤其年轻一代，在官学教育和传谕使的双重影响下，对“八百万神”的信仰逐渐淡化，转而开始思考“理”与“气”的世界。
三、 困难与暗礁：道心难契人心
然而，推行的道路布满荆棘，困难远比预想的更为深重：
文化隔阂与理解偏差：“理”、“气”、“诚”、“太极”这些高度抽象的中原哲学概念，对于习惯具象思维、注重直观感受的东瀛民众而言，难以真正理解和内化。许多人表面上遵从，内心却将其视为又一套“宋人的规矩”，并未真正触动灵魂。传谕使口中“太虚一实”的宏论，远不如一个关于本地山神、河伯的古老传说来得亲切有力。
旧势力的抵触与曲解：残余的旧贵族、武士以及顽固的神官，视天理教为宋人进行文化灭绝的软刀子。他们或公开抨击其“背弃祖神”，或暗中曲解教义，散布“宋人以天理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