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窃国之实”的言论，甚至将一些自然灾异解释为“国津神对天理教的愤怒”，不断制造障碍。
情感连接的缺失：天理教过于理性化的教义，缺乏旧宗教那种强烈的情感宣泄和神秘体验。其祭祀活动庄重有余，而感染力不足，难以满足部分民众对超自然力量的祈求、对集体狂欢的心理需求。朱熹所言的“诚之底蕴”——那种发自内心的爱与敬，在东瀛信众中，尚如镜花水月，难以真正牢固建立。
与现实的矛盾：当移民与归化民之间因土地、资源产生纠纷，当宋人官吏依然存在欺压现象时，天理教所宣扬的“万物一体之仁”、“天理公道”便显得苍白无力。民众会质问：“若果有天理，何以善未必有善报，恶未必有恶报？” 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严重削弱了教义的说服力。
总督府内，吴用翻阅着各地关于天理教推行情况的汇报，喜忧参半。他对宋江道：“哥哥，天理教之推行，如春水解冻，虽见消融，然冰层之下，寒凝依旧。可化者，多为心思活络或求生欲强者；其心固闭者，尤以旧武士为甚，仍视我教如仇寇。此乃心战，非旦夕可功成。”
宋江默然点头，深知这“攻心”之战，远比沙场征伐更为漫长和艰难。天理教在东瀛的命运，不仅关乎一种信仰的传播，更关乎大宋能否真正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文化的深度融合与精神的彻底收服。前路漫漫，唯有持之以恒，方有可能让这“天理”的微光，最终照亮瀛洲人心的每一个角落，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去化解那深植于历史与文化血脉中的重重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