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帝国的运转，与理学“德主刑辅”的理念形成碰撞。
弘文馆内，时常可见儒服者与道袍者争辩“理”与“气”孰先孰后，墨者与法家激辩“兼爱”与“法治”何者更利天下，边塞实学士与朝中清流争论政策利弊……场面时而激烈，时而和谐，真理在辩难中越辩越明。
徽宗有时会微服亲临，聆听各方见解，深感思想的活力。朱熹虽坚持己见，但也开始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成分，丰富自身体系。刘混康则乐于见到这种局面，他认为思想的碰撞本身就能产生强大的精神能量，有益于能量网的活跃与进化。
当然，争鸣之中亦有杂音，不乏投机者与极端言论。朝廷一方面坚持“言者无罪”，另一方面也由弘文馆拟定基本的辩论规则，防止人身攻击和煽动性言论，确保争鸣能在理性的轨道上进行。
这股席卷帝国的百家争鸣新风，打破了过去相对沉闷的思想格局，为大宋应对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武器和解决方案。它不仅在于选拔贤者，更在于激发整个民族的智慧潜能。在这思潮奔涌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哪一种思想将最终引领未来，但无疑，一个思想活跃、勇于探索的帝国，正以其包容与自信，迎向更加不确定也更具希望的明天。思想的繁星，已在时代的夜空中点亮，它们的光芒，将共同照亮大宋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