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半夜突然爬起来，在书房里写了一封信，谁也不让看。”
“那段旋律好熟悉，我想不起来在哪听过，但心里堵得慌。”
远在市中心的总部大楼里，姚姗姗的眉头紧紧皱起。
她面前的巨大屏幕上，“涟漪系统”
出了尖锐的警报。
数据显示，多个与城市集体记忆相关的历史修正系数出现了异常偏离，其中，1976至1979区间的波动最为剧烈。
她立刻调取全城监控录像。
画面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反常行为。
有人在公交站台的广告牌上，用粉笔画下一个个耳朵的符号。
甚至有几个中学生，在自己的校服袖口，用绿线绣上了小小的葱叶图案。
姚姗姗的脸色变得冰冷。
她敲击键盘，下达指令：“启动e级记忆清洗协议，目标：东城区公共广播子网。”
但她忽略了一点。
吴志强植入的代码并非一个中心信号源，它早已将信号分散到了城市里三百多个不起眼的移动终端上。
菜市场里闪烁的电子秤，老年活动中心的老式收音机，甚至包括李素芬那辆卖葱的三轮车上，那块小小的led价目牌。
清洗协议就像一张大网，试图捞起水，却漏掉了成千上万滴水珠。
行动第三夜，赵志国独自一人，登上了最后一班14路公交车。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最近新闻里的老人，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将车载广播的音量调高了一些。
车厢里很空，只有零星几个乘客。
当招娣那段跑调的《东方红》旋律断断续续地响起时，一直沉默的赵志国突然站了起来。
他扶着栏杆，对着空荡荡的车厢，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叫赵志国。
1978年，我说自己写了反动标语。
其实，我没有。
写标语的那个人叫周文澜，他不是坏人，他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说的。”
整个车厢瞬间陷入一片死寂，只有电流的滋滋声和窗外的风声。
片刻后，坐在后排的一位老太太，颤颤巍巍地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撕下那页纸，让旁边的人递给了赵志国。
赵志国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我也记得。”
他再也撑不住了，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像是接过了迟到四十年的一份证明，浑浊的眼泪夺眶而出。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姚姗姗正死死盯着屏幕上已经飙升到红线顶端的“异常记忆传播指数”
。
系统自动生成了一份报告，标题是“记忆偏差已纠正”
。
她伸出手，犹豫了很久，最终按下了删除键。
“他们不是数据……”
她对着冰冷的屏幕喃喃自语，“他们是人。”
风暴似乎暂时平息，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开始。
几天后，为了寻找更多线索，林晚来到市图书馆的旧刊阅览室，翻阅着一份2o15年3月的市立第三中学校刊。
当她的指尖划过一篇关于“优秀毕业生风采”
的报道时，猛然停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