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中心里的空气闷热而凝滞，林晚正在将一叠叠展览反馈表塞进档案夹，动作有些机械。
沉重的大门被拉开，一道瘦削的身影逆着光走进来，将一片阴影投在她的办公桌上。
是赵志国。
他将那厚厚的一叠信件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出沉闷的声响。
林晚抬起头，看到他布满血丝的双眼。
“林同志，”
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周文澜不是反动分子。”
林晚的动作停住了。
赵志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把下一句话挤出喉咙：“他是我们那批学生里，第一个公开提出‘思想自由不应被审查’的人。
那年，我怕他年轻，前途尽毁，就站出去，说那标语是我写的。”
他颤抖着手，从信堆顶上抽出一封，展开泛黄的信纸。
是周文澜1979年从复旦大学寄来的，字迹清秀而克制：“赵老师，您若不允，我此生终不再提此事。”
赵志国又翻开一封，又一封。
数十封信，来自天南海北，跨越了四十年的光阴。
“赵老师，我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了，没有您，我早就被刷下去了。”
“赵老师，我儿子也读大学了，我给他讲了您的故事。”
“您代我们受的那些苦，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林晚怔怔地看着那些信，每一封都是一声迟到的感谢，汇聚成一片无声的感恩浪潮。
她终于彻底明白了，赵志国口中那笔还不清的“债”
，根本不是他欠别人的，而是这千千万万被他守护过的人，欠他的一句清白。
在陈默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周文澜。
他住在城郊一座废弃的美术学院里，画室的墙壁上挂满了画，每一幅的主题都只有一个——耳朵。
有的耳朵被铁丝网缠绕，有的在流血，有的则被缝上了嘴唇，形态扭曲而痛苦。
周文澜比赵志国年轻些，但头已经花白，他坦言，当年逃过审查后，他被迫改名换姓，远走他乡，直到近些年才敢悄悄回来，看看这座让他又爱又怕的城市。
他从画架下搬出一个木箱，里面是一本厚厚的手绘日记。
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用写的笔触描绘了1978年那场平反大会的场景。
画面中心，一个女人正冲向主席台，试图抢夺话筒，正是年轻时的李素芬。
她的表情是撕心裂肺的，嘴巴大张着，仿佛在呐喊妹妹的名字。
两个安保人员正一左一右地将她强行拖走。
而在画面的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正默默弯腰，捡起了她掉落在地上的红领巾。
“我们都被那个时代切割成了碎片，”
周文澜指着画，声音低沉，“每个人都只记得自己丢失的那一块。
现在，是时候把它们拼回去了。”
林晚的心被这句话狠狠击中了。
她立刻联系了吴志强，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她脑中成型——“记忆回流行动”
。
计划的核心，是将展览中收集到的所有记忆碎片，包括招娣那段跑调的歌声、李素芬的哭喊、赵志国的自白，全部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低频声波信号。
然后，通过全市所有末班公交车的车载广播系统，在每晚十一点十四分——招娣死亡的准确时刻，同步循环播放。
吴志强利用之前从旧电厂事件中获取的后台权限，在公交调度系统中植入了一个极其隐蔽的播放模块，将其伪装成一次普通的“夜间语音提示系统压力测试”
。
行动第一夜，信号准时出。
交通局的投诉电话很快就响了，十几个夜班司机和乘客打来电话，抱怨“电台半夜里放小孩唱歌，怪吓人的”
。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留言出现在了城市交通的官方app后台。
“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广播，我梦见我妈坐在床边哭了。”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