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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冬夜，寒冷仿佛能凝冻时间本身。
汪新焱坐在一家老旧的档案馆深处，阅览室的灯光昏黄，只能勉强照亮他面前泛黄的卷宗。
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灰尘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
他正在审阅的，是关于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那位以《死魂灵》、《钦差大臣》等作品深刻剖析了俄国灵魂，其笔触在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游走的文学巨匠——的迁葬记录副本。
1852年，果戈里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于莫斯科去世，安葬于顿斯科伊修道院。
近八十年后，1931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一批历史名人的遗骸迁移至更受重视的新圣女公墓。
然而，当工人们怀着敬畏之心打开果戈里的棺椁时，一股寒意瞬间攫住了所有人——棺内，作家的遗骸静静地躺在那里，穿着那件熟悉的燕尾服，然而脖颈之上，本该安放着头颅的位置，却空空如也。
“官方的记录试图轻描淡写，”
汪新焱对他的新助手，一位对东欧历史与民俗秘闻有着近乎痴迷研究的年轻学者安娜·彼得洛娃低语道，他的手指划过档案上那行模糊不清的批注，“只说是‘现时已缺失’，试图将此事归结为时间侵蚀或早期盗墓的混乱。
但你知道，安娜，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官方叙事的裂缝之中。”
安娜点了点头，她那斯拉夫人特有的深邃眼眸在灯光下闪烁着敏锐的光芒。
她将几份更为私密的信件影印件推到汪新焱面前，纸张边缘卷曲，字迹潦草。
“根据这些零散的、近乎湮灭的记载，事情要复杂诡异得多。
果戈里的头骨，据信是被他一位近乎狂热的崇拜者，一位名叫瓦西里·亚诺斯基的沙俄遗老海军军官盗走的。
亚诺斯基坚信，让伟大作家的头颅流落于不洁之地或遭受亵渎，是对其不朽灵魂的莫大伤害。
他耗费重金，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最终寻回了这颗被视为圣物的头骨。”
为了让它回归故土，亚诺斯基制定了一个慎重的计划。
他委托一位极其信任的、在意大利度假的友人——一位同样对俄国文学心怀敬意的意大利贵族军官，将盛放头骨的、用上等红木精心雕琢的匣子，带上一列从罗马出，穿越风景如画的欧洲腹地，最终前往莫斯科的私人租赁火车。
这列火车仅有寥寥三节车厢，除了执行护送任务的意大利军官和他的弟弟，以及几位同行的朋友外，再无其他乘客。
这本该是一次充满文化朝圣意味的宁静旅程。
“然后，”
汪新焱的目光从卷宗上抬起，仿佛穿透了档案馆厚重的墙壁，望向了那段笼罩在迷雾中的历史，“在1933年春天，意大利境内某个看似普通的隧道入口，火车，连同其上承载的果戈里头骨，以及除了两位提前跳车者之外的所有乘客，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从现实层面彻底抹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关于“幽灵火车”
事件的核心记载，主要来源于那两位惊魂未定的幸存者——意大利军官的弟弟和一位恰好在附近的铁路工人。
汪新焱和安娜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偏僻小镇的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对此事进行报道的、行量极小的地方报纸。
报道的篇幅很短，措辞谨慎，却字字惊心。
它引述了那位年轻贵族子弟的证词：当列车轰鸣着，即将驶入那个名为“科尔托纳”
的、并不算特别漫长的石砌隧道时，车厢内的气氛毫无征兆地变得极其诡异和压抑。
一种非理性的、深入骨髓的恐慌感如同瘟疫般在乘客间蔓延，他甚至看到同行的伙伴脸上露出了极度扭曲、仿佛看到地狱景象的表情。
他自己也感到一股冰冷的恶寒沿着脊椎急攀升，心脏狂跳不止。
就在此时，他惊恐地看到，一股浓密的、带着某种不祥的粘稠质感的乳白色雾气，不知从何而来，如同活物般翻滚着，弥漫并笼罩了整个隧道入口，那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