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的春风，带着泰晤士河特有的、能拧出水来的潮湿气息，吹过圣奥莱夫文法学校那些致力于把“古老”二字刻在每一块砖石上的维多利亚式楼宇。
三月已过，我，埃德蒙·泰勒，在法律文件上又前进了一步，十四岁。
这身体倒是很听话地执行着青春期的扩张计划，抽条，变声，忙得不亦乐乎，只是照镜子时，里面那双眼睛泄露了天机——那里头住着的，可不是什么懵懂少年，而是个被时间开了个恶劣玩笑的、疲惫的老家伙。
我的行李箱升级了，从“疑似难民同款”换成了“普通朴素”级别。
里面内容也是鸟枪换炮，除了课本，塞满了校样、合同，以及那本用摩洛哥山羊皮精心装订、仿佛在叫嚣“我很贵”的样书——《协和号上的死局》。
它正躺在伦敦几家体面书店的橱窗里供人瞻仰。
评论界夸我“早熟”，剖析人性“冷酷精准”，他们哪儿知道，这份“冷酷”纯粹是因为作者本人和这个世界隔着一层厚厚的、名为“时间”的毛玻璃。
成功带来了金钱，也带来了新的麻烦。
在圣奥莱夫，我不得不忍受一些突然黏上来的目光，里面混杂着好奇、嫉妒，或许还有“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的揣测。
午餐时，旁边那桌穿着统一深蓝镶银边“校服皮肤”的高年级生正高谈阔论。
“听说了吗？张伯伦财相又在鼓吹他的‘经济复苏’了，”
一个头发油亮得能滑倒苍蝇的男孩用叉子敲着盘子，发出令人烦躁的噪音，“国债是少了，可我父亲厂子的订单怎么没见多？”
啊，经典的“我父亲说”学派。
看来经济危机的确波及甚广，连少爷们的零花钱都感受到了压力。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演讲你去了吗？”
另一个接话，声音里带着点不健康的亢奋，“他说得对！我们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领导，不是妥协！”
强有力？
听起来像是“独裁”的委婉说法。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尤其是糟糕的部分。
我低头，专心致志地切割着盘子里那块口感堪比皮革的肉排，味同嚼蜡。
张伯伦的报表，莫斯利的煽动，报纸上密密麻麻的争论……所有这些，都和孤儿院后院的荒凉、和汤姆那双能吸走光线的黑眼睛，存在于两个无法相交的平行宇宙。
我的稿费，一部分化作匿名汇票，流向遥远东方那片正在流血的土地；一部分变成确保汤姆不至于饿死冻死的“特别经费”；剩下的，则在银行账户里躺着，像一堆不知该如何使用的、冰冷的数字。
亚瑟·柯林斯把他那碟没动过的布丁推到我面前。
“吃吧，你看起比你那被困在密室里的主角更需要能量。”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舅舅说，你的版税数字……相当可观。足够你做很多……事情了。”
我看了他一眼。
我们这种建立在共同兴趣（他痴迷机械诡计，我提供诡计）和互不深究隐私基础上的友谊，让人省心。
“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亚瑟。”
“但能解决大部分。”
他推了推眼镜，语气笃定得像在陈述物理定律，“尤其是实际的问题。”
真理。
尤其是在这个没钱寸步难行的世界，以及我那烧钱的“秘密项目”上。
周末的电车之旅，如今少了最初的绝望，多了几分麻木的熟练。推开伍氏孤儿院那扇吱呀作响、仿佛在抗议一切的铁门，科尔夫人正和一个市政官员模样的人说话。
看到我，她脸上瞬间切换模式，堆起热情得过分的笑容。
“哦！我们的大作家回来了！”
她的声音尖锐，几乎要上手接我的箱子，“泰勒先生，您上回的慷慨捐助，我们给小家伙们都换了新毯子！区里视察员来时，特别表扬了我们……”
泰勒先生……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