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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条桌一侧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除了卫生部的官员，果然有三位面生的议员，其中一位年长者正拿着烟斗，与身旁的人低声说笑，显得气定神闲；
另一位较年轻的则皱着眉头翻看材料，时不时用笔在上面划拉着；
还有一位女性议员，面容严肃，坐姿笔直，目光已经锐利地扫向走进门的埃德蒙。
斯特林女士坐在长桌另一端靠中间的位置，正慢条斯理地整理着面前的记事本，仿佛对周遭的一切浑然不觉。
埃德蒙在自己的席位坐下，将文件轻轻放好，调整了一下呼吸。
这不仅仅是场听证会，更是一次对他的立场、能力和背后支持力量的公开试探。
十点整，主持听证会的卫生部副部长清了清嗓子，会议开始。
起初的流程按部就班，卫生部官员照本宣科地陈述了当前民用医疗物资，尤其是青霉素类药品的“紧张状况”，引用了几个来自大型公立医院的“令人心碎”的病例数据。
那位年轻议员适时地表达了“深切忧虑”。
然后，矛头转向了。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不得不质疑现行军需优先分配模型的合理性。”
年长的议员放下烟斗，声音洪亮而富有感染力，“我们收到前线一些官兵的非正式反馈，称在某些非重点战区，基础消炎药品的配给也存在延迟和不足。这让我们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我们的模型过于理想化，或者，”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埃德蒙，“在构建时，某些假设本身就偏离了战场的复杂现实？”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埃德蒙身上。
埃德蒙没有立刻反驳。
他等了几秒，让问题在空气中充分沉淀，然后才平静地开口：
“感谢您的质询，议员先生。您提到的非正式反馈，委员会尚未收到正式报告。如果您能提供更具体的时间、部队单位和物资类别信息，我们可以立刻启动核查程序。”
他避开直接为模型辩护，而是将问题引向具体事实的核实，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卸力。
“信息自然会有。”
年轻议员接过话头，语气有些冲，“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原则问题！当我们的士兵在沙漠里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失去肢体，当伦敦的儿童在医院里因感染而夭折，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这台分配机器是否在某些环节过于冰冷，过于……依赖纸上谈兵的数字？”
“冰冷”和“纸上谈兵”——极具煽动性的词汇。
那位女性议员微微颔首，表示赞同。
斯特林女士在这时轻轻咳嗽了一声，但没有说话，只是用钢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埃德蒙迎上年轻议员的目光，深绿色的眼眸里没有任何被冒犯的波动。
“议员先生，我完全同意，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现实的人道关怀。这也是我们构建模型时最重要的考量之一——基于真实的伤亡数据、感染率、运输损耗和战地医疗条件。模型的目的是在极端有限的资源下，让尽可能多的生命获得生存机会，无论他在前线还是后方。”
他打开面前的文件夹，抽出几份事先准备好的图表复印件，示意工作人员分发给在场者。
“这是过去六个月，采用动态配额制后，各主要战区因伤口感染导致的死亡率下降趋势，与民用重点医院同类数据的对比。模型并非完美，也根据前线反馈进行过十七次迭代调整。我们面临的不是‘士兵还是儿童’的选择，而是如何在拯救最多生命的前提下，平衡不同人群的风险与需求。”
他用数据说话，语调平稳客观，将情感指控拉回理性讨论的范畴。
“但是优先级的设定依据呢？”
女性议员第一次开口，声音清晰而冷静，“谁来决定哪个战区、哪支部队的‘风险’更高？这其中是否掺杂了军种或部门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