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强大并能持久的原因（众强长久之道）。所以秦国能四代（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保持强盛，并非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数也）。
因此，齐国的技击之士抵挡不了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抵挡不了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抵挡不了齐桓公、晋文公那纪律严明、指挥有方的军队（节制），而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又抵挡不了商汤、周武王那仁义之师的进攻。若有与仁义之师交锋的，就如同用焦土（焦熬）投击石头（投石），必然粉碎。以上这几个国家的军队，都是些追求赏赐、贪图利益的军队（干赏蹈利之兵），是雇佣出卖气力的办法（佣徒鬻卖之道），没有尊重君主、安于法制、极尽忠节的道理（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诸侯中若有能精微妙用仁义节操（微妙之以节）来统率军队的，就能崛起并兼并所有这些国家。所以，靠招募选拔（招延募选）、崇尚威势诡诈（隆势诈）、看重功利（尚功利）来养兵，只能是增强士兵的求利之心（渐之也）。而依靠礼义教化（礼义教化），才能统一人心、规范军队（齐之也）。因此，用诡诈对付诡诈，或许还有巧拙之分；但用诡诈来对付万众一心的仁义之师（以诈遇齐），那就如同用小刀（锥刀）去毁坏泰山（堕太山），根本不可能。所以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时，从容指挥（拱挹指麾），那些强暴的国家无不听从驱使，诛杀夏桀、商纣就像诛杀独夫民贼一样。《尚书·泰誓》里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军队高度统一（大齐）就能制服天下，基本统一（小齐）就能威慑邻国。至于那种靠招募选拔、崇尚威势诡诈、看重功利的军队，胜负就没有定数了，时而扩张（代张），时而收缩（代翕），时而存在，时而灭亡，互相争斗胜负罢了。这就叫做强盗的军队（盗兵），真正的君子是不会采用这种办法的（君子不由）。”
赵孝成王、临武君都说：“说得好。那么请问如何做将领呢？”
荀卿说：“智慧的最高境界在于摒除疑虑（弃疑），行动的最高境界在于避免过错（无过），办事的最高境界在于不留遗憾（无悔）。事情做到无悔就可以了，不能强求必定成功（不可必也）。所以统领军队：制定号令政策（制号政令），要严厉而有权威（严以威）；实施奖赏刑罚（庆赏刑罚），要坚决而守信（必以信）；营垒辎重（处舍收藏），要周密而坚固（周以固）；部队转移进退（徙举进退），要安全稳重（安以重），同时又敏捷迅速（欲疾以速）；侦察敌情观察变化（窥敌观变），要隐蔽深入（潜以深），又要反复核实（伍以参）；遇敌决战（遇敌决战），必须按照我已明确掌握的敌情行动（行吾所明），不可按照我还有疑虑的情况行动（无行吾所疑）。这叫做‘六术’（六项原则）。
不要只想保住将位而厌恶被罢免（无欲将而恶废），不要只陶醉于胜利而忘记失败的教训（无怠胜而忘败），不要对内威严而对外轻敌（无威内而轻外），不要只看见利益而不顾危害（无见其利不顾其害），凡是谋划事情要深思熟虑（虑事欲熟），而使用财物要慷慨大方（用财欲泰）。这叫做‘五权’（五种需要权衡的情况）。
将领可以不接受君主命令的情况有三种：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驻扎在守备不完备的地方（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打不能取胜的仗（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去欺压百姓（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这叫做‘三至’（三条最高准则）。
凡是接受君主的命令统率三军，三军部署已定（三军既定），各级军官职责明确（百官得序），一切事务都安排妥当（群物皆正），那么君主不能（因个人喜好）使他沾沾自喜（喜），敌人也不能（用挑衅）激怒他（怒），这样的将领才叫做‘至臣’（最合格的臣子）。
谋划必须在行动之前就深思熟虑，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谨慎（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谨慎地对待结局如同开始时一样（慎终如始），自始至终保持一致（始终如一），这就叫做‘大吉’（最大的吉利）。
所有事情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