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君主想以此区分轻重，人心难道能改变吗！” 不久，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又降低了，吏部的尊贵地位依然和过去一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的难度，先王早就说过，由来已久了。根据《周礼》，官员选拔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考核评议，再上报给六卿，然后才推荐到天子那里。在汉代，州郡积累官员的功绩才能，五府举荐他们担任属官，三公考察他们的得失，尚书再上奏天子；一个人要经过多人考察，所以能让官员称职，很少有办坏事情的。魏晋改变了这种制度，失误就多了。有些人外表忠厚内心险恶，像山谷一样幽深难测，即使观察言行，还担心不够周全，何况现在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只凭一面之交就仓促决定；百官的任免，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于是浮躁的风气盛行，无法遏制。人们追求晋升、贪图利益，还加上谄媚亵渎；不再有廉耻之风、谨慎忠厚的操守；官员奸邪、国家衰败，数不胜数。即使让龙担任纳言（掌管诏令）、舜坐在君主之位，要实现天下太平、政事清明，也未必能做到，何况后世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分成两个，却不能恢复周、汉时期的制度，不过是朝三暮四，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丙申日，北魏高宗在松山打猎；秋季七月庚午日，前往河西地区。
南彭城百姓高阇、僧人昙标用荒诞不经的邪说互相煽动，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谋划叛乱，想立高阇为皇帝。事情败露，甲辰日，他们都被处死，受牵连而死的有几十人。于是南朝宋下诏整顿各位僧人，设立各种禁令，严格规定违规的惩罚；除了修行刻苦、守戒严格的僧人，其余都让他们还俗。但很多尼姑常常出入皇宫，这项制度最终没能推行。
中书令王僧达，年幼时聪明机敏，擅长写文章，但行为放浪不羁。世祖刚即位时，提拔他为仆射，地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恃才能和门第，认为当时没人能比得上他，一两年内，就期望当上宰相。不久他被调任护军将军，心怀不满，不得志，多次上奏请求外出任职。世祖不高兴，从此逐渐把他降职，五年内调动了七次，还两次被弹劾降官。王僧达既感到羞耻又心怀怨恨，上奏的表章，言辞语气傲慢，还喜欢非议朝政，世祖早已积累了愤怒。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曾去拜访王僧达，快步登上他的坐榻，王僧达让人把坐榻抬走扔掉。路太后大怒，坚决要求世祖一定要杀王僧达。恰逢高阇谋反，世祖趁机诬陷王僧达与高阇串通，八月丙戌日，把王僧达逮捕交付廷尉，赐他自杀。
沈约评论说：“君子和小人，是根据人对事物的态度来区分的。遵循道义就是君子，违背道义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从屠夫、钓翁成为周朝的太师，傅说离开筑墙的劳作成为商朝的宰相，明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只看才能。到了两汉，这种制度还没有改变：胡广出身世代农夫，最终当上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名声显赫。不像后代把人分成士族和寒门两条路。魏武帝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原本是用来评定人才优劣，不是用来区分世家大族和寒门的高低。但中正官多是世俗之人，随波逐流，凭借世家大族的资历，让他们凌驾于寒门之上；这种做法沿袭下来，就成了固定制度。周、汉的制度，是用有才智的人管理愚昧的人；魏晋以来，是用高贵的人管理低贱的人，士族和庶族的区别，清清楚楚。”
裴子野评论说：“古时候，只要品德道义值得尊崇，不管是挑夫小贩都可以任用；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算是世家大族也不选用。名门贵族的子弟，也能和普通百姓平等；士族和庶族虽然有区分，原本没有豪华和质朴的隔阂。从晋朝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民间的奇才异士，还能进入清贵的仕途；到了晋朝末年，选拔官员专门限定在世家大族之内。从此三公的儿子，看不起九卿的家族；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的孙子，蔑视县令、县长的家室。他们互相骄傲自大，为细微的差别争执，只看门第，不问贤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样有才华却轻浮急躁的人，即使出身寒门，也会招致失败；更何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