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君主想以此区分轻重,人心难道能改变吗!” 不久,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又降低了,吏部的尊贵地位依然和过去一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的难度,先王早就说过,由来已久了。根据《周礼》,官员选拔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考核评议,再上报给六卿,然后才推荐到天子那里。在汉代,州郡积累官员的功绩才能,五府举荐他们担任属官,三公考察他们的得失,尚书再上奏天子;一个人要经过多人考察,所以能让官员称职,很少有办坏事情的。魏晋改变了这种制度,失误就多了。有些人外表忠厚内心险恶,像山谷一样幽深难测,即使观察言行,还担心不够周全,何况现在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只凭一面之交就仓促决定;百官的任免,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于是浮躁的风气盛行,无法遏制。人们追求晋升、贪图利益,还加上谄媚亵渎;不再有廉耻之风、谨慎忠厚的操守;官员奸邪、国家衰败,数不胜数。即使让龙担任纳言(掌管诏令)、舜坐在君主之位,要实现天下太平、政事清明,也未必能做到,何况后世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分成两个,却不能恢复周、汉时期的制度,不过是朝三暮四,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丙申日,北魏高宗在松山打猎;秋季七月庚午日,前往河西地区。
南彭城百姓高阇、僧人昙标用荒诞不经的邪说互相煽动,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谋划叛乱,想立高阇为皇帝。事情败露,甲辰日,他们都被处死,受牵连而死的有几十人。于是南朝宋下诏整顿各位僧人,设立各种禁令,严格规定违规的惩罚;除了修行刻苦、守戒严格的僧人,其余都让他们还俗。但很多尼姑常常出入皇宫,这项制度最终没能推行。
中书令王僧达,年幼时聪明机敏,擅长写文章,但行为放浪不羁。世祖刚即位时,提拔他为仆射,地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恃才能和门第,认为当时没人能比得上他,一两年内,就期望当上宰相。不久他被调任护军将军,心怀不满,不得志,多次上奏请求外出任职。世祖不高兴,从此逐渐把他降职,五年内调动了七次,还两次被弹劾降官。王僧达既感到羞耻又心怀怨恨,上奏的表章,言辞语气傲慢,还喜欢非议朝政,世祖早已积累了愤怒。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曾去拜访王僧达,快步登上他的坐榻,王僧达让人把坐榻抬走扔掉。路太后大怒,坚决要求世祖一定要杀王僧达。恰逢高阇谋反,世祖趁机诬陷王僧达与高阇串通,八月丙戌日,把王僧达逮捕交付廷尉,赐他自杀。
沈约评论说:“君子和小人,是根据人对事物的态度来区分的。遵循道义就是君子,违背道义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从屠夫、钓翁成为周朝的太师,傅说离开筑墙的劳作成为商朝的宰相,明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只看才能。到了两汉,这种制度还没有改变:胡广出身世代农夫,最终当上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名声显赫。不像后代把人分成士族和寒门两条路。魏武帝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原本是用来评定人才优劣,不是用来区分世家大族和寒门的高低。但中正官多是世俗之人,随波逐流,凭借世家大族的资历,让他们凌驾于寒门之上;这种做法沿袭下来,就成了固定制度。周、汉的制度,是用有才智的人管理愚昧的人;魏晋以来,是用高贵的人管理低贱的人,士族和庶族的区别,清清楚楚。”
裴子野评论说:“古时候,只要品德道义值得尊崇,不管是挑夫小贩都可以任用;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算是世家大族也不选用。名门贵族的子弟,也能和普通百姓平等;士族和庶族虽然有区分,原本没有豪华和质朴的隔阂。从晋朝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民间的奇才异士,还能进入清贵的仕途;到了晋朝末年,选拔官员专门限定在世家大族之内。从此三公的儿子,看不起九卿的家族;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的孙子,蔑视县令、县长的家室。他们互相骄傲自大,为细微的差别争执,只看门第,不问贤能。像谢灵运、王僧达这样有才华却轻浮急躁的人,即使出身寒门,也会招致失败;更何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