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红军回来了，咱们还要一起干革命呢，还要看着孩子们在学堂里念书，不用再躲躲藏藏。”
春暖花开时，冰雪消融，山林里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李天保的伤势终于稳定下来，但左臂彻底废了，左手连筷子都握不住，只能勉强用布条吊在脖子上，走路也一瘸一拐，左腿的旧伤在阴雨天总会隐隐作痛。他在老家后山的溶洞里又躲了半年，溶洞很深，像一条蜿蜒的巨龙，深处有股清泉，泉水清澈甘甜，据说能治百病。他每天用泉水清洗伤口，溃烂的左臂竟渐渐收口，长出了新肉，只是再也抬不起来，肌肉已经萎缩，比右臂细了一大圈。他在洞壁上刻满了弟兄们的名字，用烧黑的木炭一笔一划地写，李老五、张瞎子、李禄厚……每到月圆之夜，月光透过溶洞顶端的缝隙照进来，他就对着名字说话，仿佛他们从未离开，就在身边听他讲述白天的见闻。
可风声越来越紧，民团贴出的通缉令像雪片一样，村口、镇上的墙上到处都是，画像虽然画得不太像，但“李天保”三个字格外醒目，悬赏金额从五十大洋涨到了一百大洋。总有人在村寨附近盘查，问东问西，打探红军的消息。吴婆婆托人捎信来说，娄县长又加了悬赏，说要“挖地三尺也要找到李天保”，连孩子都知道有个叫李天保的红军头领在被通缉。李天保知道，印江再也待不下去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回忆，却也充满了危险。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乌云遮住了月亮，连星星都看不见，正是赶路的好时机。他最后看了一眼天池坪的方向，那里曾插着他亲手竖起的“天下太平”红旗，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旗杆在风中摇晃。他换上一身粗布衣裳，打了补丁，和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把半块红旗碎片和李禄昌的信缝进贴身的布袋，贴在胸口，能感受到布料下的温热。他在吴婆婆儿子的坟前磕了三个头，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他拔了拔草，轻声说：“兄弟，我走了，等革命胜利了，我再来看你。”然后悄悄离开了生活了半辈子的故土，像一阵风消失在夜色里。
他沿着梵净山的小路一路向西，山路崎岖，荆棘丛生，常常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白天躲在山林里，找个隐蔽的山洞休息，晚上借着微弱的月光赶路，饿了就挖野菜、摘野果，渴了就喝山泉，遇到小溪就顺便清洗一下伤口。左臂的旧伤在阴雨天隐隐作痛，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但他咬着牙坚持，心中的信念支撑着他，他要活下去，要看到红军回来的那一天。走了整整一个月，鞋子磨破了，脚底板全是血泡，他就用茅草裹着脚继续走，终于抵达遵义湄潭县的一个偏僻山村——王家沟。这里群山环抱，远离尘嚣，一条小溪从村前流过，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战事，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
他化名“李老实”，装作逃难的农民，经村里的老猎户王大爷介绍，到地主周扒皮家做了长工。周扒皮是个矮胖的中年人，满脸横肉，一双小眼睛里总是闪烁着算计的光芒，为人刻薄吝啬，对长工们非打即骂，克扣工钱是常有的事。但他看李天保老实肯干，虽然左臂不便，却有一身力气，干起活来不偷懒，便把他留下看守后山的竹林，管吃管住，年底给两担谷子当工钱。
长工的日子很苦，天不亮就得起床，劈柴、挑水、看管竹林，还要帮着地主家干农活，割稻子、种玉米、挑粪施肥，一天下来累得直不起腰，倒在床铺上就能睡着。可李天保不怕苦，比起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和山洞里的提心吊胆，这样的日子已经算得上安稳。他住在竹林边的茅草屋里，屋子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破桌子，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白天他默默干活，不多说话，村民们都觉得这个“李老实”虽然话少，但人很实在，肯帮忙。晚上他就着油灯翻看偷偷带来的坛规手稿，上面添的红军纪律已经被磨得发亮，字迹都有些模糊了。他常常坐在门口，望着黔东的方向发呆，不知道李禄昌是否还在战斗，不知道文贵弟和吴婆婆是否安好，不知道那些牺牲的弟兄是否能看到今天的平静。
村里有个叫陈老根的长工，和他同住一个茅草屋。陈老根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