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下达，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一瓢冷水，朝堂上下反应各异。
那些激烈弹劾林夙的官员，尤其是以刘健为首的清流和与安王关系密切的宗室勋贵，虽未达到将林夙下狱问罪的最理想结果，但“革去掌印”、“闭门思过”的处罚，已然是一场不小的胜利。这至少表明，皇帝并未全然偏袒，仍需顾忌舆论。他们弹冠相庆之余，目光却依旧警惕地盯着那座闭门的府邸，以及依旧在运转的东厂——只要这把刀还在林夙手中，威胁就未曾真正解除。
而支持新政、或与东宫旧部关联紧密的官员，如柳文渊、杜衡等人，则暗自松了口气。陛下终究是保下了林夙的根本，东厂提督之职未动，便是保留了日后起复的可能和眼下办事的利器。他们明白，在北伐和推行新政的关键当时，离不开林夙那雷厉风行、甚至不择手段的作风去扫清障碍。只是，陛下此举，无疑也将林夙推到了一个更微妙、更危险的位置。
至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则从中嗅到了更深的意味。陛下对林夙，是“用”且“防”，是“倚重”亦“制衡”。这帝王心术，让许多人更加谨慎，不敢轻易站队。
旨意传到林府（原司礼监掌印府邸，现虽革职，但府邸未收），小卓子红着眼眶，领着全府上下跪接。躺在病榻上的林夙，听闻旨意内容，只是极轻地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弧度，似是嘲讽，又似是了然，随后便再度陷入沉默，配合着程太医的诊治，安静得令人心慌。
朝会之后，景琰独坐养心殿，面前摊开着北境的军报和两淮盐案的卷宗，却久久未曾翻动一页。高福在一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大气不敢出。
“他……怎么样了？”景琰忽然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高福立刻躬身：“回陛下，程太医看过了，林公公伤势不轻，内腑受震，旧疾复发，需好生静养。已按旨意闭门，东厂一应事务，暂由几位秉笔太监和掌刑千户处理，但有紧要事宜，仍会秘密送往林府请示。”
景琰“嗯”了一声，目光落在军报上北狄左贤王那嚣张的檄文，又扫过卷宗里关于两淮盐税巨额亏空的数字，眉头锁得更紧。
他知道，他需要林夙。需要东厂那双无孔不入的眼睛，需要那把锋利无匹的刀。罢黜其掌印之职，是给朝野一个交代，是平衡之术，也是……对他擅自行动、引来如此大风波的一次警告。
但警告之后，该如何用？如何既能发挥其力，又不至于让其彻底失控，甚至反噬自身？
接下来的日子，景琰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平衡手腕。
朝堂之上，再有御史言官揪着林夙“旧恶”或东厂“横行”上疏弹劾时，景琰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硬压制，而是或留中不发，或轻描淡写地训诫几句“东厂办案亦需谨守国法，不得滥权”，却绝口不再提罢黜林夙东厂之职一事。
同时，他加快了新政推行的步伐。在柳文渊和杜衡的协助下，几项关于漕运整顿、鼓励垦荒的诏令相继发出。这些政策触动了地方豪强和部分官员的利益，反对的声音立刻通过各种渠道传来。
一日，景琰召见户部尚书钱有道，询问新政在江南的推行情况。钱有道面露难色：“陛下，新政本是良法，然江南诸府州县，多有阳奉阴违者，或借口天时不利，或称民力不逮，推行甚是缓慢。尤其是清丈田亩一事，阻力极大……”
景琰面无表情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
次日，都察院便收到了几封来自江南的密信，信中详细列举了当地几位颇有声望的乡绅巨贾，如何勾结府县官员，隐匿田产，对抗清丈。证据确凿，言之凿凿。
都察院还在犹豫是否要立案调查，东厂的人却已经拿着皇帝的密旨，直接南下拿人了。动作之快，手段之凌厉，令人咋舌。数名在地方盘根错节的豪强被迅速锁拿进京，相关府县官员也被停职查办。
朝野再次震动。谁都看得出来，这背后是谁的手笔。林夙虽闭门不出，东厂的刀却依旧锋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