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更清楚的是景琰的处境和意图。皇帝需要向朝臣展示他并非一味偏袒，他懂得制衡，在乎“人心”。这道旨意，就是皇帝权衡之后，抛给清流和朝臣的一个交代，一个安抚。
而他林夙，就是这个交代里，被稍稍收紧的缰绳。
他必须接受，也必须让东厂适应。因为这是景琰的意志。
旨意颁布后的几天，东厂的行动肉眼可见地“规范”了起来。
之前那种直接闯入衙署拿人的场面不再出现。东厂的番役们更多地开始进行外围调查、暗中取证。抓人之前，需要准备厚厚一叠案卷，列出人证物证。审讯过程也被严格要求记录在案，虽然诏狱里的手段依然不会温和到哪里去，但至少表面上，不再有“李德海式”的意外发生。
这种变化，最初让一些官员感到不适，仿佛习惯了狂风暴雨，突然变成了和风细雨，反而更加提心吊胆，不知道这平静之下酝酿着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开始试探这新规矩的边界。
户部一个负责漕运账目的小主事，此前因为拖延新政要求的账目清查，被东厂“请”去问话，吓得魂不附体。如今在新规矩下，他发现自己只要咬死不认，东厂似乎也不能立刻把他怎么样，因为直接证据的收集需要时间。他的胆子便渐渐大了起来，甚至暗中串联了几个同样被新政触犯利益的同僚，开始在账目上做更隐蔽的手脚，企图蒙混过关。
类似的情况，在几个不太紧要的衙门里悄然发生。新政的推进速度，明显放缓了下来。一些原本已经迫于东厂压力而配合的官员，也开始出现了阳奉阴违的苗头。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汇总到景琰这里。
他看着各地报上来的、进度明显迟缓的新政落实报告，眉头紧锁。他知道这是必然的阵痛，一旦施加在反对派头上的恐怖压力减轻，反弹和懈怠是不可避免的。他内心认同林夙之前的手段虽然酷烈，但效率极高。可现在，他不能表露出来。
他必须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找到那个艰难的平衡点。
这一日，景琰召见了首辅方敬之和几位阁臣，商议新政在地方推行遇到的阻力问题。
方敬之捻着胡须，缓缓道：“陛下，新政乃长久之计，不可操之过急。如今东厂行事渐归正轨，朝野非议稍平，正是稳扎稳打之时。地方豪强抗拒，当以疏导、劝诫为主，辅以律法威严，循序渐进，方是正道。”
另一位阁臣也附和道：“首辅大人所言极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当以仁德为本，苛察之政，恐非长久。”
景琰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心中一阵烦躁。他何尝不想以仁德治国？可现实是，那些地方豪强、贪官污吏，谁会跟你讲仁德？他们只会利用你的仁德，变本加厉地侵蚀国本！
但他不能直接反驳，只能淡淡道：“诸位爱卿言之有理。然新政关乎国运，亦不可过于迟缓。还需督促地方，加紧办理。”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坐在权力的顶峰，却发现自己能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拉扯、束缚。他需要林夙那样的利刃，却又不得不亲手给利刃套上鞘，以免伤及自身。
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往往就是事倍功半。
就在朝堂上下似乎逐渐适应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新节奏时，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再次将微妙平衡打破。
京城西郊有一处皇庄，新政清查田亩，发现该皇庄实际占地远超规制，且多年瞒报田租，中饱私囊。负责管理此皇庄的，是安远伯陆文彰的一个远房侄儿，名叫陆仁嘉。此人仗着伯府权势，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此次清查，他不仅拒不配合，还纠结庄丁，打伤了两名前去丈量田亩的户部小吏。
事情闹到京城，按程序，本该由京兆尹或刑部处理。但此事涉及勋贵，又牵扯新政，意义非凡。
案卷很快被摆在了林夙的案头。
小卓子在一旁低声道：“公公，这陆仁嘉是安远伯的人，证据目前虽然指向他抗法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