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其不满，不过是因职位高低之争，并非恶意。我若与他争执，必引发内斗，损害赵国利益，相比之下，个人荣辱不足挂齿。” 蔺相如以包容自身“退让示弱”的心态，理解廉颇“骄傲自负、重视荣誉”的特质，宽恕其挑衅行为。最终，廉颇得知蔺相如的苦心后，羞愧不已，“负荆请罪”，二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辅佐赵国，抵御秦国入侵。正是蔺相如“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共情包容，化解了人际矛盾，维护了国家利益。
2. 容错留余：给予改进空间，助力他人成长
“恕己之心”的核心，是“对自身过失的容错”——允许自己犯错，给予自己“改正失误、弥补不足”的空间，不因一次犯错而自我否定；“以恕己之心恕人”，则是将这种“容错”延伸至他人，不因他人的一次过失而全盘否定，给予他人“改进成长”的余地，助力他人完善自我。
现实中，很多人对他人的过失“零容错”：下属一次任务失误，便认定其“能力不足、不堪重用”；孩子一次考试失利，便否定其“学习努力、未来潜力”；朋友一次失信，便断绝来往，认定其“人品败坏、不可深交”。这种“零容错”的态度，不仅会伤害他人的自尊与自信，阻碍他人成长，还会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人际困境。
而“以恕己之心恕人”，则要求我们“容错留余”：下属任务失误，先分析失误原因，若为“经验不足、无心之失”，给予其改正机会，指导其改进方法，助力其成长；孩子考试失利，先理解其“学习压力”，帮助其分析问题，鼓励其继续努力，而非否定其潜力；朋友一次失信，先倾听其“失误原因”，若为“客观困难、无法避免”，选择原谅，给予其弥补的机会。这种容错留余，并非纵容过失，而是基于“成长型思维”，相信他人能“知错能改”，既体现了宽和的伦理胸怀，又能构建互助共赢的人际关系。
北宋文学家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但始终坚持“容错留余、宽以待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下属有位年轻官员，因经验不足，在处理民生事务时出现失误，导致部分百姓利益受损。下属惶恐不安，请求苏轼严惩。苏轼并未苛责，而是先分析失误原因，发现是下属“对当地民情不熟悉、政策理解偏差”导致，便对下属说：“我初到杭州时，亦曾因民情不熟而犯错，你年轻有为，只是经验不足，此次失误，改之即可，无需自责。” 随后，苏轼亲自指导下属熟悉民情、调整政策，帮助其弥补失误。后来，这位年轻官员成长为优秀的地方官，始终铭记苏轼的宽恕之恩，以“宽以待人”的态度治理地方，深受百姓爱戴。苏轼“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容错留余，既助力了他人成长，也彰显了自身的伦理胸怀。
3. 辨恕明界：坚守伦理底线，拒绝无度纵容
“恕己之心恕人”并非“无原则宽恕”，而是“有底线的包容”——宽恕的是“无心之失、经验不足、客观受限”的过失，而非“故意为之、突破伦理、损害他人利益”的恶行；若将“宽恕”等同于“纵容”，则违背了伦理本质，既会伤害他人，也会反噬自身。因此，“以恕己之心恕人”的核心，还包含“辨恕明界”的逻辑：明确宽恕的底线，区分“可恕之失”与“不可恕之恶”，坚守伦理原则。
儒家“恕道”始终以“仁”为底线，《论语·里仁》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义”是伦理行为的准则，宽恕需符合“义”的要求。例如，他人因“粗心大意”损坏你的物品，属于“可恕之失”，可选择宽恕；但若他人“故意损坏、恶意报复”你的物品，属于“不可恕之恶”，需坚守底线，维护自身权益。再如，职场中他人因“经验不足”导致工作失误，可宽恕并帮助其改进；但若他人“故意推诿、弄虚作假”导致工作受损，属于突破职业伦理的恶行，不可纵容，需依规处理。
南宋时期，岳飞“精忠报国”，始终坚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但也明确“宽恕的底线”。岳飞治军严明，对士兵要求严格，但对士兵的“无心之失”始终包容：士兵若因“疲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