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着“上等”的价码，工部的验收文书盖着鲜红的大印，兵部的入库记录一笔一划写得清楚。整个流程“合规合法”，却造出了能害死将士的废物。
记忆的画面陡然一转，变成了西山工坊的热。那是朱祁镇拉着他去的，当时他还扭捏着，觉得“帝王亲入匠坊，有失体统”。可一进工坊，他就被震住了——水力锻锤高高扬起，落下时“轰”的一声，火星四溅，一锤下去，胜过十个铁匠一整天的力气；工匠们拿着统一规格的卡尺，测量着弩机零件，那些铜制的齿轮，任意两个都能严丝合缝地咬合；老工匠赵铁柱捧着皇帝亲授的“专利文书”，哭得老泪纵横：“陛下说，这铁打的手艺，是咱家的传家宝，谁也抢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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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朱祁镇没讲一句“仁义道德”，只拿着一把新铸的钢刀，递给于谦：“于卿，你看这刀。西山的铁，按朕定的法子炼，含碳量三分一厘不差；锻造的火候，有温度计盯着，不是凭老匠人的‘感觉’。这刀，砍得断倭寇的弯刀，挡得住鞑靼的箭矢。你说，这是‘奇技淫巧’，还是‘保家卫国’？”
当时他哑口无言，心里却依旧固执——这是“术”，不是“道”。帝王该做的，是“垂拱而治”，是用德行感召天下，不是蹲在工坊里，跟铁匠讨论铁水的温度。
可现在，图纸上的数字在眼前跳动，武库案的破烂和西山工坊的钢刀在脑海里反复交织，像冰火在胸口碰撞。朱祁镇那句诘问，又一次响起来：“边军将士拿着虫蛀的箭杆去拼命，这就是你要的‘道’吗？”
于谦猛地睁开眼，胸口起伏剧烈。他抓起案上的兵部档房钥匙，快步走到书架后，拉开暗格，抱出一摞厚厚的《西山工坊周报》。这些是他以前不屑一顾的“匠人之书”，此刻却像救命的稻草。
周报上的记录，比账本还详细：“三月初一，三号高炉出铁七千斤，合格率九成八”“三月初五，新造弩机两百架，射程较旧款增五十步”“工匠李三改进淬火工艺，赏银五十两，授专利三月”。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此刻都活了过来——九成八的合格率，意味着一百个士兵里，九十八个能拿到趁手的兵器；射程增加五十步，意味着冲锋时能少死十个弟兄；赏银和专利，意味着李三这样的工匠，不用再担心手艺被人偷，能安心传家。
他翻到最新一期，末尾附着一行小字：“预计五年内，京畿钢铁产量达三千万斤，可武装步卒二十万，省徭役四十万工。”四十万工——意味着四十万百姓不用放下锄头去服劳役，能守着自家的田地过活。
于谦的手停在纸页上，突然想起年轻时读《孟子》，读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他当时以为“经界”就是划分井田，是儒家的理想国。可现在他才懂，“经界”二字，根本不是死板的制度，而是“清晰的规划”——就像朱祁镇画的这些线条，把国家当成一块田地，丈量它，规划它，让每一分力气都用在刀刃上，让每一粒粮食都能到百姓嘴里。
这难道不是仁政吗？
矛盾像两条绞索，勒得他喘不过气。他既无法否认西山工坊的成效，又放不下三十年圣贤书教给他的“帝王之道”。这种撕裂感，比面对十万敌军还要让他煎熬。
内室的寂静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接着是轻轻的叩门声，清脆如击玉：“于尚书在吗？晚辈徐月明，奉皇命求见。”
于谦一愣。徐月明这个名字，他如雷贯耳——皇帝破格提拔的女监造，天津造船厂的“活阎王”，据说上个月斩了个偷工减料的工头，血溅船厂，震慑全场。这样一个浑身是火的姑娘，怎么会突然来找他？
“进来。”
门轴转动，徐月明一身银灰色戎装跨进门来，甲叶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她的发髻挽得紧实，额前渗着细汗，戎装下摆还沾着点黑灰，显然是刚从船厂的火场里出来，没来得及梳洗。她对着于谦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动作利落如出鞘的剑：“尚书大人，晚辈奉皇爷口谕，送样东西给您。”
她从怀中掏出个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