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室的门轻轻合上，隔绝了外间的嘈杂。
王大姐坐在余年对面，双手紧紧攥着膝盖上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她深吸了几口气，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
她叫王翠兰，在这个城市的环卫公司干了快十年。没有签正式的劳动合同，公司只给她发着一张薄薄的“工作证”，工资也是现金发放，偶尔会有一条含糊的银行转账记录。最近，公司新来了一个经理，以她“年纪大，效率跟不上”为由，口头通知她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没有任何书面文件，更别提经济补偿。
“他、他就是看我没文化，好欺负……”王翠兰的声音带着哽咽，“我以前也找过公司，他们就说我是‘临时工’，不受劳动法保护……余律师，真是这样吗？”
她抬起头，眼中是茫然和无助，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小兽。
余年安静地听着，笔尖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下关键点：“工作近十年”、“无合同”、“现金工资”、“口头辞退”、“临时工说法”。他的眉头微微蹙起，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却是一个在底层劳动者中极其普遍、又极其令人无力的现状。
“王大姐，您别听他们胡说。”余年放下笔，目光平和而坚定地看着她，“法律上，根本没有‘临时工’这个说法，不能用来规避用人单位的责任。只要您能证明您一直在那里工作，接受公司管理，拿公司发的报酬，就构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他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着法律概念。
“真的？”王翠兰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一丝希望的火苗，但随即又黯淡下去，“可……可我啥证据也没有啊。合同没签，工资是现金，工作证……上次吵架，我一气之下给撕了……”
证据缺失，这是这类案件最大的难点。
余年没有流露出丝毫为难。他沉吟片刻，问道：“大姐，您仔细想想，有没有同事可以为您作证？或者，您有没有保留过工资条、哪怕是一个记录工作事项的小本子？再或者，工作期间有没有穿过印有公司logo的工服、拍过工作照片？”
他引导着她，像在贫瘠的土地上耐心地寻找可能存在的种子。
王翠兰努力地回忆着，眉头紧锁。半晌，她忽然想起什么，有些不确定地说：“工服……有！每年发两套，旧的我都收着，没舍得扔。上面有公司的名字和标志！还有……去年过年，公司组织我们去扫大街，街道办的人来慰问，好像……好像拍过一张合影，我好像在里面。”
她的语气带着一丝不确定的惊喜。
“太好了！”余年肯定地点点头，“工服和合影，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合影，如果能找到，就能直接证明您在那个时间段，以该公司员工的身份进行工作。”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证据清单：1. 工服；2. 合影（核实时间地点）；3. 寻找证人（同事）”。
“大姐，您今天回去，首要任务是找到那件工服和那张合影。同事方面，您想想有没有关系比较好、也愿意站出来说话的？”余年的语气沉稳，条理清晰，无形中给了王翠兰巨大的信心。
“有！有个李姐，跟我一块扫这条街好几年了，她也被欺负过……”王翠兰连忙说。
“好。收集证据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份《劳动仲裁申请书》。这个我来帮您起草。”余年说着，打开那台反应迟缓的电脑，“您把您的个人信息，公司的全名（这个一定要准确），您入职的大概时间，以及被辞退的具体情况，再跟我详细说一遍。”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余年耐心地指导王翠兰梳理信息，逐字逐句地帮她确认申请书的内容。他解释着每一个法律术语，确保王翠兰能听懂、能理解。过程中，王翠兰几次因为情绪激动而落泪，余年只是默默地递上纸巾，然后继续冷静地推进。
当打印出来的申请书初稿交到王翠兰手上时，她看着上面条理清晰的文字，双手微微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