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诗社的院子都会被新翻的泥土气息唤醒。阿哲带着孩子们把向日葵种子撒进土里，指尖翻动间，总想起一尘说过的话：“种子要埋得浅些，才能早点看见太阳。”那些曾被孩子们揣在胸口、贴在掌心的种子，在时光里生了根，发了芽，到了夏天，便把整个院子铺成一片金黄。
向日葵开得泼泼洒洒，高的没过头顶，矮的也及腰际，花盘朝着太阳的方向齐刷刷地转，像无数张小脸仰着，等着被阳光亲吻。风过时，花盘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混着孩子们的读诗声，像首永远唱不完的歌。有新来的孩子问：“这些花是谁种的呀？”阿哲便指着最高的那株说：“是一位爱写诗的一尘老师，他把阳光种进了土里。”
盲文诗集的油墨香从未断过。李老师带着志愿者们定期校对、重印，新的诗集里添了孩子们写的《触摸阳光》《指尖的诗》，盲文点读起来比以往更流畅，像溪水漫过鹅卵石。每次新诗集印出来，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都会摸着封面的向日葵图案笑，琳琳说：“这花摸起来扎扎的，却比棉花还暖。”
山区学校的诗歌课也在继续。阿哲每个月都会带着诗集和教具过去，车程要转三趟车，山路颠簸，他却从不觉得累。教室里的“诗角”越来越丰满，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诗稿，有的用铅笔写在作业本背面，有的用彩笔涂成彩虹色，还有的用树叶拼贴成诗句的形状。王校长说：“自从有了诗歌课，孩子们眼里的光都多了几分。”
诗社里的笑声依旧清脆，只是多了份绵长的牵挂。小女孩长大了些，辫子上的蝴蝶结换成了向日葵形状的发绳，她画的“带翅膀的太阳”贴满了诗社的每个角落，翅膀上的糖纸被阳光晒得透亮，像真的能飞起来。老周的茶铺搬到了诗社隔壁，煮茶时总多煮一壶，放在诗社的窗台上，说“等一尘老师回来，茶还是热的”。
地下室的旧台灯被擦拭得锃亮，依旧摆在进门最显眼的展示架上。铁皮灯罩上的锈迹被细心打磨过，露出里面的铜色，灯杆上缠着圈浅蓝的布条，是阿哲亲手缠的，说这样摸起来不冰手。台灯旁边多了个胡桃木的小木盒，盒盖边缘刻着细密的槐花纹，是阿哲照着沈书言的木牌刻的。
木盒里藏着时光的碎片：一尘那叠皱了的主持稿，纸页边缘的汗渍早已干透，却还能看出当时攥得有多紧；半颗向日葵种子的壳，浅褐色的壳上留着牙印，是一尘昏迷时无意识咬的；还有厚厚一沓“给诗社里老师的诗”，孩子们的字迹从歪歪扭扭变得工整，每一页都画着小小的太阳，说“要把光寄给一尘老师”。盒盖内侧刻着一行字，是阿哲请张老师写的：“诗是心的灯，暖是永恒的光。”
每当傍晚，诗社的灯总会准时亮起来。不是那种刺眼的白光，是暖黄的节能灯，光线透过磨砂玻璃罩漫出来，在窗台上投下圈温柔的光晕。灯亮起来的时候，巷口的青石板路便被染成暖黄色，像一条铺着光的丝带，从诗社门口一直延伸到巷子尽头。
路过的人总会被这盏灯吸引。卖菜的阿姨收摊后会进来坐会儿，听阿哲读首诗再走，说“听了诗，夜里睡得香”；放学的学生背着书包进来，在留言本上写下当天的烦恼，第二天再来看，总会发现阿哲用红笔写的安慰；还有远方来的旅人，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看一眼亮着灯的窗户，便笑着走进来，说“这灯看着像家里的，让人踏实”。
有个雨天，穿雨衣的小姑娘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张揉皱的诗稿，怯生生地问：“我能把诗留在这里吗？”阿哲把她领进门，给她倒了杯热姜茶。小姑娘的诗写在作业本上，说“妈妈病了，我想让诗给她力量”。后来每个雨天，诗社的窗台上都会多一杯热姜茶，等着需要温暖的人。
阿哲常站在向日葵丛里，看着满院的金黄被夕阳染成橘红色。他会捡起片落在地上的花瓣，轻轻夹进随身携带的诗集里，像在收集阳光的碎片。“一尘哥，”他对着花海轻声说，“你看，诗社的灯还亮着，孩子们还在读诗，你种的向日葵，把整个院子都染成了春天的颜色。”
风从花丛中穿过，带着向日葵的清香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