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风带着潮湿的暖意，漫过巷口的老槐树，将几片新抽的嫩叶吹得打旋。地下室的木门被轻轻推开时，门轴“吱呀”一声，像在哼一首熟稔的旧调。逆光里走进来的身影带着风尘，却透着股轻快——是阿远，手里拎着串沉甸甸的铜钥匙，钥匙环上晃悠着个向日葵挂坠，黄澄澄的花瓣被摩挲得发亮。
“三社的新场地搞定了。”他把钥匙往长桌上一放，铜质钥匙碰撞着发出“叮铃”脆响，像撒了把碎银。阳光从他身后涌进来，在地上投下他挺拔的影子，西装袖口挽着，露出腕上那串一尘当年送他的檀木手串。“城东文创园三楼，挑高五米，能隔出两间活动室，一间放诗集，一间做手工课。”他说着，从公文包里抽出张图纸，摊在桌上时，纸页边缘还沾着点建筑石灰的白痕，“我让人在墙上留了块大黑板，跟咱们总社这个一模一样，以后孩子们能在上面随便画。”
长桌旁的木椅“吱呀”被推开，阿哲走过来，指尖点过图纸上的“诗歌角”标记，笑了：“你这速度，比上次谈二社场地还快三天。”
阿远挠了挠头，眼底闪过点不好意思，却难掩得意：“那是，当年一尘老师蹲在这地下室，给我讲‘跌倒了就当歇脚’的时候，我就想着，要是以后有能力了，得让诗社的地盘比蒲公英的种子还多。”他顺手拿起桌上的搪瓷杯，给自己倒了杯凉茶，杯沿的磕碰痕迹还在，像枚温暖的勋章。“你还记得不？我创业失败那年，在这门口蹲了三天，是一尘老师把我拉进来，给我煮了碗加了姜丝的粥，说‘写诗和做生意一样，得熬，熬出甜味才算数’。”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淅淅沥沥下了起来，打在玻璃上，像无数只手指在轻轻叩门。阿远望着窗外的雨帘，忽然从西装内袋里摸出个小本子，翻开时，纸页已经泛黄。“这是我当年在这儿写的第一首诗，”他指着其中一句，“‘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三圈，才敢推开那扇有光的门’，现在想想，那扇门不仅是诗社的门，更是心里的门。”
角落里的小黑板前，传来一阵脆生生的念书声，像刚破壳的雏鸟在鸣唱。扎羊角辫的小雅正踮着脚，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雨丝，粉的、蓝的、绿的，画一道念一句：“雨是天空的笔，在玻璃上写诗。”她身后围着三个更小的孩子，小脸蛋贴在黑板边缘，手指跟着粉笔头移动，像在追着光跑。
小雅的辫子上系着红绸带，是去年住院时，诗社的阿姨们给她编的。那时她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总盯着窗外的雨哭，说“再也不能去诗社画向日葵了”。是阿哲每天带着诗集去，给她读“雨落在病房的窗上，是天使在写回信”，是老周用皱纹纸给她扎了朵向日葵，说“花谢了就再扎一朵，诗和勇气都一样，能重开”。
“你们听，雨在说什么？”小雅突然停下粉笔，侧耳对着窗户，睫毛上还沾着点粉笔灰。雨丝敲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响，像谁在低声念诗。最小的那个孩子奶声奶气地接：“在说‘我来陪你们念诗呀’。”孩子们“咯咯”笑起来，笑声混着雨声，像泡在蜜里的糖。小雅转身，拿起黑板擦轻轻擦掉歪歪扭扭的“雨”字，又写下“光”，一笔一划，认真得像在刻字：“一尘老师说，光会跟着诗走，雨停了，光就来了。”
长桌的另一头，老周正被一群银发老人围着，手里的红笔在诗稿上圈点着。“‘晚霞像块糖’这句好，”他指着张大妈的诗稿，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孩子气才好呢，诗就该带着点甜。”张大妈笑得眼角堆起皱纹，手里攥着块手帕，上面绣着朵海棠——那是她学写诗后，跟着诗社的手工课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比买的还宝贝。
“周老师，您看看我这个，”穿灰布衫的李大爷递过诗稿，纸页上沾着点墨痕，“‘带孙孙逛公园，他捡片叶子说是船，我捡块石头说是锚’，能行吗？”
老周扶了扶眼镜，逐字念着，声音里带着对文字的敬畏：“怎么不行？这就是生活里的诗啊。”他忽然抬头，望向墙上一尘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笑得干净，像刚被雨洗过的天空。“当年我蹲在街头捡瓶子，是陈老师把我拉到这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