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让我有所准备，到宣传科帮忙，和他住一间宿舍。我兴
奋过度不敢张扬，夜不成眠装的睡眠充足，在举止言谈上绝不能得意忘形。
营长曾经把“打下拖靶”写成“打下拖鞋”，来连队问我：“你听说你写了一篇山（散）文？是写老铁山还是雁过山？要多写一写咱们高炮营。”我解释：“不是‘山文’，是散文。”他以为是黄连散：“你给每个连队多写点，预防吃海红拉稀，影响训练。”我哭笑不得，说：“散文是一种文章体裁……”他不屑一顾地说：“写那玩意儿干什么，把心写散了，连三防考核都记不下来。”
我穿了一套新罩衣，如同麻雀插上了孔雀羽毛。指导员贺红光总对我板着脸，我以为他舍不得放我走，又觉得不太像。他挑剔房间收拾的不整洁，茶杯洗的不干净，物品摆放不整齐。他还不时冒出一句，“不能目空一切，把连队当成跳板，”让我莫名其妙。这和他受连长气时的可怜相、到处找同情者，判若两人。
指导员不顾我的感受，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敲打我，说：“文书最近写了一篇小稿，准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这不是他的个人成绩，而是高三连全体官兵的功劳。文书不参加施工不站岗，有时间写作，换上任何人都会有成就。”
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照样做好本职工作，到守备区帮忙就由不得他了。
我填写完肖立文、刘东顺、炊事班的“立功受奖登记表”，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凌晨一点，早上起来晚。指导员知道我熬夜，仍在晚点名批评我不出早操。
连长盖房子亲自召开连勤会议，说班排反映，文书除了看书写作什么都不干。我把这些当成黎明前的黑暗，到政治部帮忙曙光才能升起。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丧门星一样不开面。上午，我让通信员把故事《跟鸡寻卵》送走，下午把另一篇《追鸭送蛋》也送走。伍干事来电话，说他到皮口学习回来，我就搬到机关。
他让我把人物通讯《探望》改成散文，复写后分别寄给《前进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我把一千字的新闻稿《探家》改成三千字的散文，复写两遍之后，已经到了凌晨两点钟。我没有睡意，走出营房。整座海岛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谁不在这皎洁的月光下逗留，谁就是个大傻瓜。此起彼伏的鸡鸣提醒我，那不是洁白的月光，而是一地酷霜。
我仍想起李白那首诗：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海岛的凌晨月下，无花无酒，只有这轮明月代表我的心境。没有鲜花和美酒也不扫兴，此时此刻，我全身心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走进营房仍没分离。
五十三岁的父亲身体有病，仍坚持劳动，为子女们操尽了心。妹妹们和弟弟学习进步，又省心又听话。我写信进行鼓励，要求她们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外面竟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在冬季里非常罕见。起床号响，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指导员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点我的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我的忍耐范围，不能再容忍了。我说：“我们得谈点什么了。”他说：“我到班排去，没有时间。”他从班排回来，我把他堵在屋里，他在写东西。
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不是不知道，我能留在部队不容易。我几次想对你做点什么，害怕因小失大，所以一直忍气吞声。”
我说完出去，他赶紧把我叫回来，关上门，说：“连长确实没说错，你这样的兵，我也同样带不了你。”我说：“这好办，我带你。”他停顿一下，说：“你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能留下来，我也为你高兴。但是你的出格行为，影响了上级对我的提拔。”我说：“你说清楚，我哪项行为出格了？”他不说。
指导员去守备区开会时，赵主任找他谈话，问：“董太锋这样德才兼备的战士，为什么成了重点人？他在那些地方违反了《条令》《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