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声音不清楚，我声嘶力竭，说不认识“宋蜇头”……总机换了线路，对方声音清清楚楚清凊亮亮，如同远山传来的回声。她让我转告送海蜇头的“董经理”，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送海蜇头。我心里一阵悸动，问：“你是李绒花？”对方把电话挂断。
弟弟每到大连做生意，都来天津街看望我们，和我喝酒。他还上了一千元钱，还给嫂子和侄女买了许多礼物。他日子过好了，家里的日子也好了，什么都好了，我也舒心惬意。女儿跟着电视学唱：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是热血流！那天弟弟来大连，我问：“老叔的病怎么样了？”他沉默片刻，说：“还活着。”我也沉默片刻，说：“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不渡自绝人。”
吃饭时弟弟说：“老叔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我说：“上次回家咱爹对我说，你老叔没有几天了，到时候千万要回来。”弟弟说：“你现在有孩子有工作，咱妈怕折腾你，不让告诉你。”老叔是我们家第一个去世的人，我为没他送终感到愧疚。一直到现在，我都对妈妈有看法。尽管老叔有这样那样的不对，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仍是我的叔叔，我都记得他的好处。我很难哭，没忍住哭了。
老叔死得很惨，他躺在外屋地自己搭的灵床上，从早到晚痛苦地挣扎。过去在南海底，大伙儿能听见他用放洋戏匣子放京剧、评剧、相声和圆舞曲。现在在南海底，大伙儿听见的，是他声嘶力竭的哀号。被他用枪打、药死、下拍子砸死、下踩盘夹死的鸟儿和动物，正对他进行清算。还有被他用气管子往嘴里打气的儿子，用笤帚把毒打的女儿小芬。大伙儿都说：“董云瑞做孽了，不把罪遭够不能咽气。”老叔知道来日无多，强撑着病体，为自己勘测坟地。他发誓不入南海底祖坟，看好了西山砬子北头。老叔咽气后，弟弟为他刮胡子理发整容，出殡时没人抬杠。弟弟挨家挨户求人，大伙儿看父母的面子，才把老叔抬过了坎子。
父亲正在炕上打吊瓶，听说兄弟死了，挣扎爬起来，掉到地上，差点随弟弟而去。爷爷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实难想像，家里是如何一派末日之惨象。我告诉弟弟，说：“咱爹的病很可能往肺癌方向发展，顶多有两年时间。”
在刘莹的努力下，女儿转到全市最好的幼儿园“六一”幼儿园。刘萤白天上班，下班回来照顾女儿。我上、下班接送女儿，买菜做饭，伺候岳父全家。
我在工作上做出了成就，在创作上不断出成果，心一直悬着。我一是不知道党史办能不能被精简，二是进不去创作室怎么办。爷爷奶奶身体再好，树高不过千尺人生不过百年，况且老叔已经不在了。自从那一年搞副业接到“父故速归”的电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消息。这一次，再也不会阴差阳错张冠李戴了。
老婶带着两个堂弟一个堂妹，投奔到外地一个退休干部那里。老婶临走前，奶奶和她讨要老叔生前借的二百元钱。老婶拒不认账，和奶奶在街上吵了起来，招的人山人海。老婶决绝地说：“你儿子活着的时候，没和我说过借你的钱，要不你去西山砬子，把你儿子扒出来问问……”喉咙顿时被扼住，憋的上不来气。
奶奶大哭：“还是儿子向着我……把手放开吧，权当妈给你买纸烧了……”
家里只剩下大堂弟。老叔攒下丰厚的家产，柴油机汽油机电动机电焊机照相器材电工工具木匠工具镶牙器具各种板材等应有尽有，被大堂弟廉价变卖。一架照相机卖两元钱。每天，前来买便宜货的人和车络绎不绝，在街上排起了长队，一直排到“坎子”。卖了钱，大堂弟狂喝本地酿造的廉价“窖香”，第二天酒醒后接着卖。大堂弟卖光了所有家当，又廉价卖了房子，在马厂开了家烧烤店。
父亲担忧自己撒手西去，不能给父母养老送终，给儿女留下负担。对于老叔的子女，父亲不存半点希望。与其躺在炕上等死，还不如死在地里。他毅然拔下扎在手腕上的针头，挣扎着到地里干活，谁都劝不回来。他没早没晚地出力干活，不咳嗽也不吐血了，人们都说董云程反常了，又不像“回光返照”。他什么都不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