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的光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晕开一片暖黄，昏黄的光晕里浮沉着细小的尘埃，像被时光揉碎的碎片，慢悠悠地飘着，把墙上“教书育人”四个褪色的毛笔字，映得愈发柔和。陈守义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桌前，指尖反复摩挲着桌上的牛皮纸信封——他今年刚满四十二岁，鬓角却已染了些霜色，指尖的薄茧是常年握粉笔、握锄头磨出来的，粗糙得能摸到信封上细微的纹路。信封边角早已被岁月和心事磨得发毛，“县城中学调令”六个墨字，在摇曳的灯光下像块沉甸甸的砝码，压得桌面微陷，也压得他心口发沉。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指腹碾过眼角新生的细纹，二十多年前的画面，裹挟着刚解放时的尘土气息，猝不及防地漫进脑海。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乡村教育更是一片空白。他刚十七岁，揣着地区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背着打了补丁的铺盖卷，踩着泥泞走进林家洼。彼时的黄云峰，已是三十出头的汉子，作为村长，正领着乡亲们在山坳里开垦新田，那张黝黑的脸上，总是带着股不服输的韧劲——谁能想到，二十多年过去，自己刚过不惑，黄云峰却已年过半百，头发白了大半，脊梁也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有些弯了。
记忆里的林家洼小学，是刚解放后大队勉强凑起来的“学堂”，比现在更显破败。土坯垒的教室裂着细缝，风一吹就呜呜作响，像是在低声呜咽；黑板是用锅底灰混着米汤刷的，字迹写上去没多久就会泛白，擦黑板时扬起的灰，总能呛得前排学生直咳嗽；最扎眼的是教室里的学生，根本没有“年龄段”一说，高矮胖瘦挤在同一间屋，活像一蓬参差不齐的庄稼——最小的才七八岁，拖着鼻涕攥着粗铅笔，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最大的竟有十八九岁，比他这个老师还年长，身材高大壮实，裤脚沾着田埂的泥，坐在矮小的木凳上，显得格外局促。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大龄学生，都是村里早年没机会读书的年轻人。刚解放时提倡“扫盲”，大队办起小学，乡亲们便催着家里的半大孩子来上课，哪怕十八九岁了，能识几个字、算几笔账，也算多份本事。于是，教室里便出现了奇观：前排放着七八岁的小娃娃，后排坐着比老师还高的大姑娘、小伙子，上课铃一响，小的奶声奶气跟读，大的红着脸小声附和，模样既滑稽又让人心酸。
他攥着皱巴巴的备课笔记站上讲台时，心里直发怵。面对这群“老少混杂”的学生，他这个十七岁的老师，倒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袖口沾着赶路的尘土，声音发紧，连念课文的调子都带着颤。他本想着凭一腔热忱好好教，可没成想，上课第三天就撞了壁。
挑事的是后排两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一个叫狗子，一个叫柱子，都是村里出了名的“愣头青”。两人本就觉得“这么大岁数还跟小娃一起上课”丢面子，又见陈守义年纪轻、说话温吞，便觉得好欺负，课上故意起哄：狗子用纸团裹着土块砸黑板，“砰砰”声混着哄笑，震得窗纸都在抖；柱子捏着嗓子学他的外地口音，把“上课”念得怪腔怪调，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陈守义强压着怒火维持秩序，可两人根本不买账，反而闹得更凶。最让他心凉的是，下课时他掀开讲台抽屉，昨夜熬夜写的备课笔记，竟被撕得粉碎，纸片像被揉烂的蝶翼，散在满是灰尘的桌底——那是他熬了三个晚上，一笔一划抄录的知识点，是他想好好教这群学生的全部诚意，如今却成了他们取乐的工具。
他蹲在地上捡那些碎纸，指尖触到冰凉的木板，眼泪没忍住砸在纸片上，晕开了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委屈像潮水堵在喉咙，连带着初为人师的热忱也被浇得透湿。他觉得自己像个笑话，空有一腔抱负，却连几个半大孩子都管不住。那晚他在冰冷的土炕上翻来覆去，连夜打包好铺盖，心里只剩一个念头：这穷山僻壤的书，他教不了，也不想教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雾气还没散尽，他背着铺盖走到校门口，却被校工老周拦了下来。“陈老师，等一等！”老周跑得气喘吁吁，手里还攥着块温热的窝头，是刚从灶上拿的，“黄村长在教室等着呢，说有话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