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这正是明代中后期 “宗教世俗化” 的真实写照。
从这些吊唁者的言行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明代中后期 “士商融合” 的社会趋势：传统的 “士农工商” 等级秩序被打破，商人通过捐官跻身士阶层，官员则通过与商人合作获取财富，双方在利益的驱动下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而 “人情” 则彻底异化为 “利益交换的媒介”—— 没有永恒的 “亲情”“友情”，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社会风貌，不仅塑造了西门庆等人的命运，也为整个社会的 “道德滑坡” 埋下了隐患。
（二）丧事排场的 “物质符号”：消费主义兴起下的 “身份焦虑”
西门庆为李瓶儿操办的丧事，其 “奢华程度” 远超一般官员家庭，本质上是明代中后期 “消费主义兴起” 背景下，商人阶层 “身份焦虑” 的体现。
在明代前期，政府对 “服饰、房屋、丧葬” 等方面有严格的 “等级规定”，如 “庶民丧葬不得用僧道，不得用鼓乐”“商人不得穿丝绸” 等。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开始通过 “突破等级规定” 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丧葬排场” 便成为重要的 “身份符号”。
西门庆的丧事，完全突破了 “庶民” 甚至 “一般官员” 的等级限制：他不仅用了 “僧道各一百二十人” 做道场（远超 “庶民不得用僧道” 的规定），还请了 “杭州戏子” 演戏（当时规定 “官员丧葬不得演戏”）；他为李瓶儿准备的 “装裹”，是 “上等的丝绸寿衣，里面还缝了十两银子”（一般官员家庭的寿衣不过是普通丝绸）；甚至连前来帮忙的仆妇、丫鬟，都 “每人赏了一两银子”（相当于普通人家半年的生活费）。这种 “过度消费”，并非西门庆 “钱多烧的”，而是他试图通过 “物质排场” 来弥补自己 “出身卑微” 的 “身份焦虑”—— 他需要用这场丧事告诉所有人：他虽然是 “商人出身”，但如今的社会地位早已远超一般官员，他有资格享受 “超越等级” 的待遇。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的 “消费主义” 并非个例，而是当时商人阶层的普遍现象。在《金瓶梅》的其他回目中，我们能看到西门庆 “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院，娶六房妾室”，甚至 “用金银打造餐具”—— 这些行为，都是商人阶层 “用物质彰显身份” 的典型表现。这种 “消费主义” 的兴起，一方面推动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 “社会风气的奢靡”：越来越多的人追求 “外在的奢华”，而忽视了 “内在的道德修养”，这也正是西门庆等人 “欲望膨胀” 的社会根源。
三、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欲望与人性的博弈，封建制度下的 “身不由己”
第 65 回中，李瓶儿的死亡并非孤立的 “个人悲剧”，而是封建制度下 “女性命运” 与 “人性欲望” 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李瓶儿、潘金莲，还是西门庆，他们的悲剧都早已被 “封建家庭的权力结构” 与 “人性的弱点” 所注定 —— 他们既是欲望的追逐者，也是欲望的牺牲品；既是封建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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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瓶儿：依附性生存的悲剧，“安稳” 终究是奢望
李瓶儿的一生，始终在 “寻找安稳”，却始终未能摆脱 “漂泊与痛苦”。她最初是梁中书的妾室，因 “梁山好汉劫道” 而逃离；后嫁给花子虚，却因花子虚 “好赌成性” 而备受冷落；最终她选择西门庆，以为西门庆能给她 “安稳的生活”，却没想到官哥的夭折与自己的病痛，最终将她推向了死亡。
李瓶儿的悲剧，本质上是 “封建女性依附性生存” 的悲剧。在封建制度下，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只能通过 “依附男性” 来获取生存资源 —— 她们的价值，完全取决于 “男性的宠爱” 与 “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