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的二月,早春的风并未能轻易吹散去岁血战留下的沉重。冰雪消融,露出辽东大地黑褐色的土壤,也仿佛揭开了大凌河畔刚刚结痂的伤口。捷报的余温早已在冷静的反思中冷却,帝国中枢的目光,聚焦在那份用巨大牺牲换来的惨胜总结上。
乾清宫东暖阁内,朱由检摒退了闲杂,只留孙承宗、袁可立、毕自严及新任兵部尚书李邦华等核心重臣。御案上摊开的,是兵部与五军都督府联衔呈递的《大凌河战役得失考据》。
“……是役,赖皇上英断,将士用命,新式火炮固守,终保大凌河城不失,挫虏锋锐于坚城之下。然,我军折损亦极惨重。”李邦华的声音沉痛,“河北新军七成骨干殁于王事,东江、登莱两镇精锐损折过半,元气大伤。松锦一线,虽借火器之利予敌重创,然自身伤亡亦远超预期。
去岁唯‘利刃营’凭借超卓训练、精良火器及机动突袭,于漠南蒙古歼灭粆图台吉获得压倒性胜利,伤亡最微。”
朱由检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锐利:“也就是说,除‘利刃’外,我大明经制之师,即便拥有火器之利,面对建奴精锐,仍是以命换命,甚至数命换一命?”
孙承宗苍老的面容上刻满凝重:“陛下明鉴。建奴披甲兵悍勇善战,弓马纯熟,且其将领亦非莽夫,皇太极用兵诡诈,已深得谋略三昧。我军火器虽渐成规模,然操练未精,诸兵种协同生疏,临阵指挥亦多有滞碍。更兼士卒胆气,非一日可培。‘利刃’之胜,在于其兵精、器利、法新、赏厚,更在于其魂勇。此非寻常营伍可速成。”
袁可立接口:“火器乃国之利器,然绝非有器即可无敌。自产之火药纯度、铳管锻造工艺、火炮机动性、以及抵御骑兵冲击之战阵,皆需深究。
‘利刃营’之模式,或可为一试点,然欲全军效仿,国力、时日皆不容许。当下之计,唯有精练核心,汰弱留强,优先装备数支可战之师,如关宁铁骑、京营新军及重建之天雄军,使之真正成为可抗衡建奴主力的强军。”
毕自严则从钱粮角度补充:“陛下,此番赏功、抚恤、补充兵员器械,所费已超预算。若再大规模扩编强军,全面换装精良火器,国库实在难支。除开源节流外,工部格致司与集策斋需在火器制式、工艺改良上寻求更经济、高效之法。”
朱由检沉默良久,最终长叹一声:“朕明白了。决战关外,时机远未成熟。今后一段时日,辽东战略,当以袁崇焕之‘凭坚城、用大炮’为主,辅以精锐骑兵游击扰袭。筑城!练兵!造器!此三事,为辽东乃至全国军务之要。告诉袁崇焕,大凌河城既已稳住,辽西防线各要点,尤其是锦州、松山、杏山等地,须加速按西洋棱堡制式加固扩建,朕要他打造一条让建奴碰得头破血流的钢铁防线!”
“至于‘利刃’……”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精光,“朕有他用”
此时的辽西,袁崇焕正亲自督工大凌河城的加固工程。巨大的夯土被层层压实,外包的砖石逐渐覆盖了去岁血战的痕迹,棱堡突出的铳台、炮位已初具雏形。城外,后金军主力已退,双方进入了相对平静的对峙期,只有双方的夜不收(侦察骑兵)和游骑在广袤的原野上不时爆发小规模的遭遇战,争夺着视野与控制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暴风雨间歇的压抑,双方都在利用这难得的喘息之机,舔舐伤口,积蓄力量。
沈阳,大政殿。
皇太极负手立于殿内,望着窗外渐绿的枝桠,面色平静,眼底却深藏着不甘与审慎。大凌河之战的结局,对他而言,同样是沉重的打击,明军强悍的战力正逐步赶上大金,况大明的火器更是威力越来越大,让他有了深深的担忧。大金八旗勇士禁不起这样的损耗,还需要加强汉军旗的建设。火炮的生产和提升也不能落下。
“范先生,”他转向身旁的汉臣范文程,“明人火器,依城而守,威力巨大,以往还是我们小看了。”
范文程躬身道:“大汗明察。南朝地大物博,能工巧匠众多,若其上下一心,锐意革新火器,实乃我心腹大患。我军虽勇,然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