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商人，都是潜在的力量源泉。通过他们，可以了解真实的民情、掌握经济动向、甚至在未来需要时，拥有调动资源的能力。自己暗中布局商业，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其四，舆论的导向。 在这个文官掌权的时代，清议的力量不容小觑。虽然厌恶党争和空谈，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舆论。需要通过适当的渠道（如林如海），传递自己的正面形象和有利于国家的见解，逐渐扭转文官集团中可能存在的对武将的固有偏见。这次献上的练兵策，就是一个试探。
然而，仅仅深谙政治之道，在何宇看来，仍然不够。政治的本质是权力的分配和利益的博弈，是“术”的层面。若要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甚至实现自己内心深处那份超越这个时代的抱负——让这个帝国更强盛，让百姓少些苦难——就必须拥有更坚实的根基。
“甚至需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建树，方能真正立足。”何宇的思路愈发清晰。
经济是命脉。 贾府的奢靡腐败，根子上是坐吃山空，经济来源枯竭，内部管理混乱。一个国家亦然。庞大的军费开支、官僚体系的运转、赈灾救荒，哪一样不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明朝中后期财政拮据，边军欠饷是常态，根源在于税收制度不合理、贪腐严重、新的经济增长点匮乏。自己若只能打仗，却不懂生财、理财之道，那么所谓的强军梦想，最终只能是空中楼阁。暗中调查漕运积弊，已让他触目惊心。未来若有机会，整顿财政、革新税制、甚至尝试有限度的海外贸易，或许都是必由之路。而这一切，都需要先从自身做起，积累商业经验和资本， “玉楼春”酒楼和暗中布局的产业，就是初步的尝试。
文化是旗帜。 在这个士大夫阶层主导的社会，没有文化上的建树和话语权，武将永远被视为“粗鄙武夫”，难以真正获得尊重和认同。这种建树，不是要去考科举、吟诗作对，而是要提出能切中时弊、引领思潮的治国理念。比如，如何重新阐释“华夷之辨”，为积极防御乃至开拓边疆提供理论依据？如何论证“格物致知”的重要性，为引入和发展实用科学技术（如火器改进、农业水利、医学）扫清思想障碍？兴办新学，教授数理、农工、医科，看似离经叛道，但若能培养出切实有用的人才，展现出强国富民的实效，就能逐渐扭转风气，掌握一部分文化主导权。这比单纯在战场上砍杀一万个敌人，可能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想到“格物致知”和新学，何宇不由得又想起了与林如海的交谈。林如海身为探花郎、巡盐御史，对实学也颇有见解，并非完全拘泥于程朱理学的腐儒，这说明士大夫阶层中亦有开明之士可供争取。未来的“兴学”之路必然艰难，但绝非毫无希望。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何宇缓缓吁出一口气，心中的迷雾渐渐散开，“对我来说，这‘文’，并非吟风弄月之文，而是经世致用之学，是治国安邦之策，是引领风气之先的见识。这‘武’，也非匹夫之勇，而是定国安邦的实力，是推行变革的保障。”
军功，是他起家的资本，是他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的敲门砖。但若想走得更远，站得更稳，真正有所作为，就不能仅仅依赖于军功。必须将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资本，进而推动经济、文化层面的深层变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
“所以，现在的蛰伏，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转换战场。”何宇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而有神，“从尸山血海的边疆沙场，转移到不见硝烟却同样激烈的朝堂、商场和思想领域。在这里，我需要同样的勇气、智慧和耐心，甚至需要更多。”
他站起身，走到书案前。暮色已深，他却没有唤人点灯，而是就着窗外最后一点微光，铺开一张宣纸，研墨润笔。他并非要写奏章或兵书，而是开始梳理自己关于漕运、税制、吏治、边贸、新学等方面的零散思考，试图将它们初步系统化，形成一份属于自己的、着眼于长远的《强国刍议》。这并非要立刻呈给皇帝，而是为自己未来的道路，绘制一份初步的蓝图。他知道这很难，会触动无数利益集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