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在心内膜，烧出一个焦黑的洞。
沈国良说完，把笔帽“啪”地合上，声音清脆，像骨折复位时那一下“咔嚓”。然后他就闭嘴，双手交叉放在桌面，指背上的静脉呈“h”形，像ct片上的肺纹理。他不看病人，也不看病属，只看桌面，仿佛那上面有一口井，井底浮着答案。
李建国想开口，却发现喉咙被一团棉花塞住，棉花浸满福尔马林，又苦又辣。他转头看周秀兰，后者正盯着沈国良白大褂口袋里的签字笔，笔帽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干涸的墨水，像一条黑色血栓。她忽然伸手，不是去握手，也不是去推医生，而是去摸自己锁骨——那里原本有乳癌术后放疗留下的色素沉着，如今却像被重新上了色，黑得发亮，像被听诊器听头烫过。
办公室朝北，窗户外是一棵银杏，秋天叶子没黄，直接枯黑，像被伽马刀照过。风一吹，树影投在百叶帘上，叶片边缘抖动，像一条紊乱的心电图，St段抬高又压低，偶尔一个室早。李建国盯着那条影子，忽然觉得那就是周秀兰的心脏，被风吹得随时可能停搏。
沈国良终于打破沉默，却不是说话，而是起身，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张A4纸，打印好的《病情告知书》。纸是70克双胶，白得发蓝，上面的表格已经填好，只剩家属签字栏空着。他把纸放在桌面，旋转180度，推到李建国面前，动作像把餐刀递给行刑人。
签字笔是医院统一定制，黑色，0.5毫米，笔杆印着“滨海肿瘤中心”红色小字，像献血证上的章。笔被沈国良两根手指夹着，指尖发白，指甲边缘有纵向黑线，像化疗后的beau线。李建国去接，指尖碰到金属笔夹，冰凉，像碰到输液架的钢管。他忽然想起刑警队里辨认嫌疑人的签字，也是这样的笔，也是这样的纸，签完就再也回不去。
他握笔，手抖，笔尖在纸上点出一个小墨坑，像pEt片上的高代谢灶。沈国良在旁边低声提醒：“签在‘家属意见’栏，写‘了解病情，要求积极治疗’或者‘放弃有创抢救’，都可以。”声音轻得像拍骨灰盒上的灰。
李建国抬头，看周秀兰，后者正看窗外，银杏叶掉了一片，打在玻璃上，“嗒”，像最后一声心跳。他忽然想起结婚那天，老宅门口也有一棵银杏，那天没风，叶子却哗啦啦落，像提前彩排好的掌声。如今同样的树，同样的叶子，却像是一场无人观看的葬仪。
他终于落笔，写“李建国”，三个字，每一笔都像在拆自己肋骨。写到“国”字，口字框封不上，留一道缝，像没关紧的太平柜。日期一栏，他写“2025-09-19”，数字刚停笔，就变成倒计时：距离下一个复查30天，距离下一个进展90天，距离死亡——未知，却可被计算。
签完，他把笔帽扣回，“咔”，声音像给棺材钉最后一颗钉。沈国良收走告知书，没再看他们，只抬头对门外喊：“下一位！”声音高八度，像换频道，把死亡切成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