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去省局参会的材料期间，王兵在浏览本地网络论坛、贴吧以及一些同城信息网站时，惊讶地发现，几家活跃在平州，特别是下属龙安、双城两县市的车辆统筹公司，已经开始堂而皇之地发布广告，招揽普通私家车主购买他们的“车辆安全统筹”服务。
广告语极具诱惑性：“告别高额保费，享受同等保障！”“车险改革红利，私家车主福音！”“互助共济，省钱省心！”
下面还附有一些看似真实的客户“好评”和价格对比表，显示其费用比正规保险公司商业车险便宜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更多。
王兵的心猛地一沉。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打擦边球或者局限于特定高风险群体了，这是将手直接伸向了数量最为庞大的普通私家车车主群体。
这意味着风险敞口呈指数级放大。这些私家车主大多风险意识相对薄弱，更容易被低价吸引，一旦统筹公司出现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范围将远超之前的营运车辆群体。
更关键的是，王兵凭借这段时间恶补的法律知识和监管直觉判断，这种行为性质可能已经发生了质变。
如果之前针对营运车辆，还可以部分解释为在特定行业群体内的“互助”或“统筹”（尽管依然违规），那么现在面向不特定的、广大的私家车主公众公开募集资金、承诺承担保险责任，这已经清晰地符合了《刑法》中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保险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
“这是往枪口上撞啊。”王兵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喃喃自语。他意识到，问题已经从单纯的监管模糊地带、风险提示层面，升级到了涉嫌刑事犯罪的高度。
监管部门的行政手段有时确实存在“抓手不足”的困境，但刑法这把利剑，其威慑力和强制力是截然不同的。
几天后，王兵的担忧得到了现实的印证。平州银保委接待了两位来自龙安县的私家车车主。他们愁眉苦脸地带来了一份“机动车安全统筹合同”以及一堆宣传材料。
原来，他们轻信了广告，为自己的私家车购买了所谓“全险统筹”，费用比正规保险便宜了近百分之四十。
结果前不久，其中一位车主于某发生了追尾事故，负全责，车辆维修费用预估要两万多元。
当他联系统筹公司申请理赔时，对方先是各种拖延，后来电话直接无法接通，办公地点也人去楼空。另一位车主则是看到于某在某音发的维权帖子后心生恐慌，前来咨询自己的合同是否有效，能否退费。
“同志，你们得管管啊！这明明就是保险嘛，说得天花乱坠，出了事人就跑了！”受损的车主情绪激动。
王兵接待了他们，耐心听取了情况，仔细查看了他们的合同。合同文本刻意规避了“保险”、“保险合同”、“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法定术语，改用“统筹人”、“参与人”、“统筹费”、“补偿责任”等字眼，但实质内容与商业车险合同高度相似。王兵内心叹息，这些公司的套路越来越深了。
他给两位车主倒了水，语气平和但严肃地解释道：“两位师傅，首先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必须向你们说明一个重要情况：你们所联系的这家‘XX车辆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并非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也就是说，它不属于我们银保委系统监管的持牌保险机构。”
他看着车主们困惑而焦急的眼神，继续清晰地说道：“这类公司开展的所谓‘车辆安全统筹’业务，实际上是一种未经许可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的行为。
目前，对于这类非持牌机构开展的类金融活动，确实存在一定的监管真空，我们监管部门主要的抓手是进行风险提示，以及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处。”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关于防范涉及车辆统筹业务风险提示》的宣传折页递给车主：“这是我们之前发布的公开风险提示，里面明确说明了这类业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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