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阳光灼烤着刚刚修复的道路，蒸腾起一股混合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热浪。靠山片区合作社抢通道路、烘干房成功运行、春蚕和春蜜卖出好价钱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不仅在四个屯子的社员间传颂，也深深触动了另一个特殊群体——分散在各屯插队的知青们。
这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当初怀揣着理想与迷茫来到这片黑土地，岁月蹉跎，最初的激情大多已被繁重的农活和看不到出路的前景消磨。他们和本地社员一样出工挣工分，但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游离在外的疏离感，回城是他们许多人心中唯一且渺茫的念想。合作社成立之初，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劳动，与他们关系不大。秦建国动员过几次，响应者寥寥。
然而，接连的成功，尤其是合作社展现出的那种不同于以往大帮哄、吃大锅饭的蓬勃朝气与实实在在的收益，开始悄然拨动他们沉寂的心弦。真正促使他们心态发生根本转变的，却并非完全来自屯子里的变化，而是来自远方城市的书信。
这段时间，知青点里，收到家信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信中的内容，不再是父母泛泛的叮嘱和安慰，而是夹杂着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具体信息。
靠在林场屯插队的赵晓峰，是六六届的老高三，平时话语不多，但心里有数。他收到了大哥从省城机械厂寄来的信，信纸被摩挲得有些发软。信中写道：“……厂里今年新进的子弟，大部分都在待业，临时工的名额抢破了头。上面有风声，以后知青回城，恐怕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统一安排工作了，更多的是要自谋生路。晓峰，你在乡下，有机会的话，得多为自己想想办法，学点实在的本事，或者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门路能站稳脚跟……”
王家屯的女知青王雪梅，看着母亲信中絮叨的家长里短，却敏锐地捕捉到关键一句：“……隔壁张姨家的二小子，去年病退回来的，街道上至今没安排工作，天天在家晃荡，介绍对象都难。梅啊，要是农村有发展，别光想着回来，城里……也不易啊。”
类似的信件内容，在知青中间悄悄流传、讨论。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紧迫感开始弥漫。原来，那条回城的路，即使打通了，终点也可能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另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困境。与其回城待业，成为家庭的负担，不如在农村这片他们已经付出多年青春的土地上，寻找新的可能。
靠山屯合作社的成功，此刻在他们眼中，不再仅仅是别人的热闹，而仿佛成了黑暗中闪现的一盏灯。这里，似乎正孕育着一种“自己活下来”、“自己干出点名堂”的可能。
第一个做出实质性行动的，是住在靠山屯的知青刘晓东。他是个脑子活络、敢想敢干的小伙子，之前就对沈念秋搞的“清框摇蜜”很感兴趣。在反复思量，并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确认城里的情况后，他找到了秦建国和沈念秋。
“秦支书，念秋姐，”刘晓东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我想申请加入合作社，具体点，我想去蜂场，跟着韩场长和念秋姐学养蜂。”
秦建国看着这个平时有些跳脱，此刻却眼神坚定的年轻人，心中一动，问道：“晓东，怎么突然想通了？养蜂这活儿，可是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的。”
刘晓东抿了抿嘴，没有直接回答原因，而是说：“我知道辛苦。但我看好合作社的路子，也觉着这‘清框’分类是个方向。我年轻，有力气，也愿意学。韩场长经验丰富，念秋姐有新思路，我想跟着他们，把咱们合作社的蜂蜜搞得更好，卖出更好的价钱。”他没有提家信的事，但秦建国和沈念秋都从他眼中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认真和一种被现实逼出来的决心。
沈念秋看向秦建国，微微点头。秦建国沉吟片刻，用力一拍刘晓东的肩膀：“好！合作社欢迎有文化、肯干事的年轻人！明天你就去蜂场报到，听韩场长安排。不过咱话说前头，去了就得踏实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您放心！”刘晓东挺直了腰板。
刘晓东的举动，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知青群体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很快，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