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的通知，是由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在午后日头最烈的时候送到的。一个印着红色字体的牛皮纸文件袋，直接交到了支书秦建国的手上。这薄薄的几页纸，仿佛有千钧重，秦建国接过时，手指不易察觉地收紧了一下。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对邮递员道了谢，目送那绿色的身影消失在屯口的土路拐角，这才转身，步履沉稳地走向合作社大院。
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隔壁的妇女主任办公室。沈念秋正在那里整理秋收后妇女副业生产的计划草案，抬头看见秦建国凝重的脸色以及他手中的文件袋，心猛地一沉，手中的钢笔在纸上顿了一下，洇开一小团墨迹。
“来了。”秦建国简短地说，将文件袋放在桌上。
沈念秋没有立即去碰，只是看着它，像是看着一个既期盼又畏惧的预言终于成真。屋里一时间只剩下窗外知了聒噪的鸣叫和彼此有些沉重的呼吸声。
“打开吧。”沈念秋轻声道。
秦建国深吸一口气，拆开封口，抽出了里面的文件。他看得很快，但眉心渐渐蹙起，然后又缓缓舒展开一些，眼神复杂地变化着。沈念秋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脸上的每一丝细微变动。
“两份。”秦建国将文件递给她一份，“这份是关于知青安置和返城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另一份，是《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的传达稿。”
沈念秋接过那份关乎她以及所有知青命运的文件，逐字逐句地看了下去。屋子里很静，只有纸张翻动的轻微声响。她的目光扫过那些铅印的条文：“……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妥善安置……多渠道解决……符合条件的，可参加城镇企事业单位招工……参加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由原插队所在地公社统一办理相关手续……”
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打在她的心坎上。希望具体化了，道路清晰了，不再是捕风捉影的传言，而是白纸黑字的政策。可与此同时，一种沉甸甸的、名为“离别”的实感，也前所未有地压迫下来。
“考试时间定在十二月，”秦建国指着其中一行，“距今不到三个月了。招工的名额，各公社要统计上报，由县里统筹分配。”
沈念秋抬起头，眼中情绪翻涌：“建国，你……”
秦建国知道她想问什么，他将那份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推到她面前，手指点着其中用红笔画了线的一段：“你看这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克服平均主义……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产到户……’虽然说是‘试行’，风已经吹过来了。靠山屯刚走上正轨，秋收在即，接下来是分是合，怎么分怎么合，千头万绪。我这个支书，现在不能走，也走不了。”
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他看向沈念秋，眼神深邃：“念秋，你和我不一样。你一直想上学，你有这个能力。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你必须抓住。屯子里的事，有我。”
沈念秋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她知道秦建国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主动放弃了第一批、可能也是条件最优惠的返城机会，将自己与这个东北小山村更紧地捆绑在了一起。这份担当，让她心疼，也让她敬佩。
“我们先开个知青会吧。”沈念秋最终说道，将翻涌的心绪压下，“把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
“好。”秦建国点头，“晚上，知青点。”
消息像长了腿，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整个靠山屯都知道了“公社来了红头文件”。屯子里的空气仿佛瞬间被点燃，又像是被冻结，一种极致的兴奋与极致的焦虑交织弥漫。
晚饭后的知青点，那盏平日里昏黄黯淡的煤油灯，今夜似乎也因承载了过多的期盼而显得格外明亮，甚至有些刺眼。八名知青，包括秦建国和沈念秋，全都到齐了。小小的土坯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炕上、板凳上、甚至门槛上都坐了人。没有人说话，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秦建国手中那几页薄薄的纸上，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汗水和一种叫做“命运”的紧张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