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其实是有个提议。”黎彦明继续说，“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正在筹备一个‘传统工艺当代转化’的研究项目，需要既有扎实传统功底，又有现代意识的匠人参与。我觉得你很合适。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意向，具体要等年底项目正式立项。”
这个消息让秦建国心跳加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那是全省工艺美术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
“我……我的水平恐怕不够。”秦建国实话实说。
“不是要你现在就去。”黎彦明笑了，“项目还有几个月筹备期。我的建议是，利用这段时间，你可以尝试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不为了展览，不为了任务，就为了你自己想表达什么。材料、题材、形式都不限，哪怕做失败了也没关系。有时候，失败的作品比成功的更能让人进步。”
黎彦明离开后，秦建国在槐树下站了很久。八月的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来，在他脚边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想起清晨从木雕上流淌出来的金光，想起收音机里沙沙的扫帚声，想起素材本上那些杂乱的字句。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涌动，像种子在泥土里不安分地膨胀。
那天晚上，秦建国翻出压在箱底的一包木料边角料——紫檀、黄杨、核桃木、枣木，都是平时攒下的，形状不规则，有的还带着树皮或裂纹。他一块块拿出来在灯下端详，不像在选择材料，更像在聆听它们各自的故事。
沈念秋哄睡石头后走进来，见他对着满桌木头发呆，轻声问：“有新想法了？”
秦建国拿起一块带虫眼的核桃木：“你看这块，被虫蛀过，按传统看法是废料。但虫蛀形成的纹理，多自然，多有意思。我在想，如果用它做点什么……”
“你想做什么就做。”沈念秋在他身边坐下，“家里现在挺好的，爸的茶叶喝上了，妈的新衣服也做好了。你不用总是想着要做出‘有用’或‘成功’的东西。”
这话说到了秦建国心里。是啊，从学艺开始，师父就教他“料尽其用，物尽其功”，每一块木头都要规划好，不能浪费。做《大地新生》时更是如此，每一刀都要精确，不能出错。他忽然有种冲动，就想随手拿起一块木头，不问用途，不想结局，只是顺着木材本身的性格，跟着此刻的心绪，自由地刻点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秦建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尝试。他选了一块巴掌大的带皮枣木，不画草图，不打腹稿，直接用刻刀在木头上寻找形状。有时是深夜工作间隙，有时是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想到哪刻到哪，不满意就换个方向。枣木坚硬，刻起来吃力，但他享受这种缓慢的、与材料直接对话的过程。
渐渐地，一个模糊的形态显现出来：不是完整的人体或景物，而是一段弯曲的、仿佛在挣扎又仿佛在生长的形体，保留了一部分树皮，虫蛀的小孔成了天然的肌理。秦建国不知道这算是什么，也不去定义它，只是随着手感继续深化那些沟壑与隆起。
与此同时，广播剧的影响在继续发酵。八月中旬，市广播电台邀请秦建国去做一期访谈节目，谈谈创作心得。面对话筒，他有些紧张，但说到熟悉的木工和写作，话语渐渐流畅起来。
主持人问：“您的本职是木雕匠人，怎么会想到写清洁工的故事？”
秦建国想了想，实话实说：“最开始是看到凌晨扫街的女工，那种专注和孤独让我想到自己有时候深夜做木工的状态。后来接触多了，发现每个平凡工作背后都有不平凡的故事。我手艺人的眼睛看世界，可能就和作家、画家的视角不太一样——我更注意手的动作，工具的使用，材料的质感。”
节目播出后，秦建国在街坊邻里间小有名气起来。去买菜时，摊主会多塞一把葱：“秦师傅，听了你的广播，写得真不赖！”去文化宫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点头打招呼。这种认可朴实直接，让他既不好意思又感到温暖。
八月下旬的一天，秦建国正在摊位前修一个老式的梳妆盒，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在摊前驻足良久。等秦建国忙完手上的活，那人才开口：“请问是秦建国同志吗？”
“我是。您有什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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