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郭猖狂，如今曹…”他猛地收住话头，重重哼了一声，将那个名字咽了回去，但脸上的鄙夷与痛恨之色却毫不掩饰，“彼等皆豺狼之心，挟持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臣，实为汉贼！岂是真欲匡扶汉室？”
他越说越激动，开始痛陈袁绍本初的“宽厚仁德”与“四世三公”的威望，言其本可成就光武中兴般的伟业，却因“天时不佑”、“小人谗言迭出”而功败垂成。言语间，他将袁绍塑造成了一个悲情的英雄，而将曹操钉在了篡逆奸佞的耻辱柱上。
“吾辈士人，读的是圣贤书，明的是忠孝节义！‘忠臣不事二主’，‘君子死冠不免’，此乃天地间之正气，立足之根本！”崔愈捶打着瘦削的膝盖，尽管无力，却掷地有声，仿佛在向虚空宣示着自己的信念，“纵使困顿于此，清贫度日，箪食瓢饮，亦不可折节事贼，污我清名，堕我士林风骨！唯有守节自持，存此浩然之气于天地间，待天时运转，人心思汉，汉室必有重光之日！”
司马懿安静地听着，面色恭敬如初，不时微微颔首，仿佛被这番慷慨陈词所深深打动。他甚至能适时引《左传》、《论语》中的句子，与崔愈探讨一番“王道”与“仁政”的理想蓝图，言语间展现的扎实学识与悟性，让崔愈枯槁的脸上也露出了些许慰藉之色，仿佛在荒原中遇到了稀有的知音。
然而，在司马懿那平静如湖面的表象之下，思绪却如冰层下的暗流，汹涌而冷彻。崔愈激昂的控诉，于他耳中，却奇异地化作了另一番景象。
当老者痛斥“国贼”之时，司马懿眼前浮现的，却是邺城门口那森严壁垒、甲胄鲜明的守军，是传令兵马蹄踏过街道时不容置疑的急促，是市集口那一闪而过的、维持着某种残酷秩序的刀光。他心下默然：“这‘国贼’之手，固然沾血，却也在废墟之上强行箍起了一道堤坝，暂阻了那吞噬一切的混沌洪流。若无此等雷霆之力，此刻河北，恐怕早已是饿殍塞道、易子而食的人间地狱，届时，又有谁人能安坐于此，从容辨析忠奸？”
崔愈每每强调“忠臣不事二主”的节义，司马懿便感到袖中那枚代表家族身份的玉玦仿佛陡然沉重了几分。他想起父亲司马防书房中那沉郁的目光，那句“家族存续高于一切”的教诲，如同烙印般刻在心头。温县高墙之内，百余口族人的安危祸福，岂能寄托于这空中楼阁般的“清议”风骨？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至于崔愈对袁绍那充满惋惜的追忆，在司马懿听来，更是迂阔之论。官渡之战的尘埃早已落定，曹操以少胜多的狠决果断，袁绍集团内部的猜忌拖沓，高下已判。成败岂能归于时运？败亡者，必有其取祸之道。沉湎于对一个失败者的哀悼，于这亟待秩序与生机的破碎山河，有何裨益？
他静静地望着眼前这位慷慨激昂却困守茅庐的老者，仿佛看到了一头被关在华美却腐朽牢笼中的衰老瑞兽。它的吼声依旧带着古老的威严，它的姿态维持着曾经的骄傲，但它利爪已钝，獠牙已落，再也无法踏出牢笼一步，去影响外面那个真实、残酷、弱肉强食的世界。它的坚持，固然令人钦佩，却也清晰地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司马懿知道时机已到。他放下粗陶茶杯，语气依旧温和谦逊，却像一枚精心打磨过的冰针，轻轻地、准确地刺向对方用理想构建的气泡：“先生之志，如山岳不移，晚辈感佩万分。先生之言，亦如洪钟大吕，发人深省。然…”
他稍作停顿，目光清澈而坦诚地看向崔愈，仿佛真的只是在请教一个难题：“晚辈斗胆有一惑，一路行来，见百姓流离，饿殍遍野。彼等濒死之际，口中只呼儿唤女，乞求食粮，眼中所见，唯生死二字…似乎…并不追问施粥之人是忠是奸，所奉是汉是魏。晚辈愚见，惑而不能解：若强权不止于屈人之志，更要断人之食，灭人之族，使我等连‘守正’之躯、‘存气’之机皆无，又如之奈何？譬如城外流民，其所求者，非忠奸之辨，实活命之粮耳。敢问先生，于此情此景，‘王道’与‘仁政’，当何以自处？又何以处之？”
崔愈猛地一怔，脸上因激动
